重读《农村工作一得》
发布日期：2019年01月23日 | 浏览次数：
冷御秋先生是一位伟大的民主革命家，也是中国近代农村建设的实践家和思想家。
一
乡村教育运动是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兴起的一个社会运动，旨在从教育农民着手以改进乡村生活和推进乡村建设。它产生的原因较为复杂。一般说是由于有的教育工作者认为中国近代教育制度是抄袭外国的，不适合中国社会需要,更不适应中国农村社会的需要，农村教育特别落后，亟待改革。尤其是中国近代农村饱受天灾人祸，农村经济处于崩溃破产的边缘之后，有的教育工作者就提倡“到乡村去”“到民间去”，不但极力鼓吹，造成舆论，而且实地从事,见诸行动。此后,关于“复兴农村”、“建设农村”的呼声就成为旧中国一种社会思潮。
当时，全国各地倡导这种社会运动的人们，所站的立场、所持的观点并不相同，目标也各异，所办的乡村事业也各有特点。有的以教育为中心；有的以生产为中心；有的以政治组织为中心；有的以自卫组织为中心；有的着眼于改造乡村生活;有的把政治、经济与教育事业综合进行但追溯此项乡村事业的来由，一般均由教育开其端。嗣后因社会各阶级各阶层需要的不同，乃逐渐扩大范围。最后，把各种乡村事业（政治、经济、 教育等）加以综合，仍以教育为枢纽，因而乡村建设运动，也就成为广义的乡村教育运动。
以向全国推广职业教育为己任的中华职教社认为必须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探索出适合中国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模式，1920年10月，中华职教社成立农村教育研究会，组织人员赴各地调查农村教育的状况。1925年8月，中华职教社受山西省当局的委托，设计晋南北发展农村教育计划。黄炎培亲赴山西，经三个星期调查，是农村职业教育的划区施教，施教者不仅顾教育，还兼顾经济、卫生、治安等又称农村改进。1926年初，黄炎培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亦为农村在改进政治方面、社会方面的活动提供了理论依据。
1926年5月，中华职教社联合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华民族教育促进会，东南大学农科、教育科，决定试办农村改进，以期改进农村生活。10月在江苏昆山县徐公桥试办农村改进工作。1929年初黄炎培对改进工作明察暗访，广泛与群众交谈，得到一个重要结论，农村改进不应从发展教育着手，因为在农民眼中经济问题是第一位的。“学堂是有了饭吃的人才得进去。”10月江恒源提出“富教合一主义”。明确提出“教育是跟着致富方法走的，是以物质为基本的，不是谈空话，强迫人家不吃饭去做好人的”。要从帮助农民发展生产、改善经济着手，如通过推广新农具、引进良种、开发副业、组织合作社、发放农贷等。另一方面通过各种形式教农民读书识字。黄炎培指出农村搞教育最要紧的两句话：一是万万不可妨害他们农作时间；二是所授与的知识，须完全切合他们生活的应用。
从1925年提出“顾教育还兼顾经济”，1928年提出“宜以教育为中心”，到1929年转变为先经济后教育，发展教育不能影响经济，帮助农民致富是教育的主要内容等主张。这一指导思想的转变，使中华职教社农村改进工作进一步明确了方向，针对当时中国农民普遍存在的因经济不发展，导致生活穷困的问题，抓住以经济推进教育等的改进，起到纲举目张之功。
二
在“富教合一主义”的指导下，冷御秋先生家乡的镇江县黄墟农村改进试验区应运而生。1929年春，省农矿厅厅长何梦麟参观昆山县徐公桥改进区，认为改进农村为今之要政，有兴办改进试验区的打算。同年8月，约请黄炎培、冷御秋等往黄墟一带选择地区。黄墟镇距京沪铁路新丰站约10里，区位适中，民风勤朴，极为相宜。遂委托中华职教社设计举办改进试验区，并聘江恒源、杨卫玉、冷御秋等9人为黄墟农村改进试验区委员会委员，冷御秋任主席，聘姚惠泉为指导员。同年11月正式成立并开幕。次年2月聘宋紫云为主任干事。1931年，农矿厅改实业厅，继而实业厅撤销，试验区改隶建设厅。1933年，宋紫云辞职，改聘李丙涛为主任干事。黄墟农村改进试验区由省政府负担经费，建设厅（前为农矿厅、实业厅）监察，中华职教社负责设计指导，地方人士担任执行。
黄墟一带冈峦起伏，江河不通，故水利、交通乃当务之急。原有水塘尚有2千余亩缺水灌溉，需挖深水塘有55个，新开水塘69个，水渠筑坝17座。修筑干路1条约14里，支路9条，约25里。购田84亩建农场，供农民试验观摩用。区内荒山荒地颇多，宜植桑树、杨树。共植桑71659株，植树1514138株。区内山地、高地颇多，先由农场试验相宜作物，然后推广。指导农事改良，推广新式农具和优良种籽等一并进行。增设小学7所、民众夜校3所，家庭职业教育处10处，成年妇女职业补习班1所，民众教育馆1所，体育场2所，小公园1所。此外保安、卫生、村政都有所建树。
此外，镇江县丁卯乡村试验学校该校由许秋帆创办于1927年，原名镇江县私立丁卯小学。设有校董会主持校务。10余年后因校董散居他地，学校几成无人负责，遂决定将学校管理权委托中华职教社代为执行。1934年更名为镇江县私立丁卯乡村试验学校。除添设1所分校，增设民众教育外，并将学校作为农村改进的中心，办理各种农村改进事宜。
三益改良蚕种制造场由中华职教社、中华职校、镇江女子职业中学及个人合资，创办于1929年秋。资本8万元，股份有限公司性质，目的是提倡女子职业教育，改进农村妇女生活。有地320亩，屋基28亩。栽桑91000余株，蚕室等房110间。场址京沪线桥头镇板凳山。场内除工作人员外，有镇江女子职业中学及全国蚕丝改良会派学生在蚕期（春秋两期）到场实习。蚕种由中国合众蚕丝改良会代销。
三
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学术界对乡村建设（改进）运动都缺乏认真扎实的研究。实际上，研究乡建运动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也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它能为我们今天的农村改革，尤其是“三农”问题的解决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
反思由于乡建运动的社会改良性质，它未能达到复兴农村经济的目的，实现所谓“民族再造”或“民族自救”，但这并不意味着乡村建设运动就应否定，而无意义可言，实际上如有的论者所指出的那样：“在旧中国，只要是在实现现代化和社会进步这个目标下，许多政治改良、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主张，尽管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改造中国的问题，仍然在某些方面起过有益的作用。”
首先，乡村建设运动的兴办教育、改良农业、流通金融、提倡合作、改善公共卫生和移风易俗等内容，对于解决农民尤其是自耕农的生产生活困难、推动社会进步起过一定作用。据各实验区向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年会提交的报告介绍，此项工作开展得较好的实验区曾肆虐农村、造成成千上万人死亡的天花、霍乱已基本绝迹，其他传染病也没有出现过爆发情况。其次，实验区在兴办教育、改良农业、流通金融、提倡合作、改善公共卫生和移风易俗的过程中所创造出的一些经验和方法，对于今天相关农村工作有其借鉴的意义和价值。这些方法、措施、制度和经验对于今天农村工作无疑有借鉴价值。再次，当时有成百上千的知识分子，其中还有不少人是取得过硕、博士学位的归国留学生，或是大学校长、教授和著名专家、学者，像冷御秋、江恒源、宋紫云等前辈，均抛弃城市的优厚待遇和舒适的生活环境，“深入民间”，走与农民相结合的道路，来到各方面都很艰苦的农村，从事乡村建设的实验工作，把他们所学到的知识文化和科学技术传授给农民，帮助他们扫除文盲和脱贫致富。我们不能以乡村建设运动的改良性质而否定数以千计的知识分子的这种“深入民间”的历史意义。正如冷御秋先生在临别送给宋紫云先生的诗中云“华夏本农国，衰夷难具陈；囷仓无积谷，陇亩多荆榛。灾祲逼天祸，兵戈遽狂秦；虽欲服南畴，不得为良民。民生既已荒，国计徒苦贫；艰危启觊觎，方法有旧新。事穷变乃通，郁者求其伸；农村曰改进，治理贵真纯。”
在20世纪初中叶所有农村改进运动领袖中，冷御秋立足基层、深入实际、贵在真纯的务实态度相当突出。他办的许多事业，往往仅及一乡一镇, 同晏阳初在河北定县搞平教会，梁漱溟在山东邹平搞实验县相比较, 规模小得多。但他凡所试验，备受舆论称赞。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尽管不可能根本改变农村贫困落后的状况，但点滴改良至今仍“荫满黄墟树”，可谓泽惠桑梓，有口皆碑，这值得我们从历史文献中探寻冷御秋先生的思想理论主张。
笔者研读冷御秋先生有关乡村改进运动的一些论述后，发现了一篇重要文章。这是抗战胜利后先生总结家乡农村改进运动的得失教训后，1946年4月17日他在中建农场工作者座谈会上有一个重要发言，全文整理发表于《中建》（1946年第24期），后收入《为建设新农村而奋斗》（中国建设出版社，1947年10月出版）一书。
此文标题“农村工作一得”，是即兴演讲，不讲究修辞，不引人注目，非常朴实，字数很少，但实际简明表达了冷御秋先生对农村建设的三点主张，即“工作要计划化，计划要在实践过程中不断作符合于实际的合理修正”“要虚心了解地方实况，学习老农的技术经验”“要积极培养良好的社会风气”。他认为“农村工作是一项繁复的事业，如经济、教育、卫生，范围异常广泛，而致力于人与社会的改造，又说明了实质上是如何艰巨的工作，但是，耐心、尽力，注意到上面提出的三点。我相信就决不会徒劳的。”
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目标，其内涵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新农村建设“20个字”的内涵是对新农村的全景式描绘, 也是我国建设新农村的具体目标和要求。职业教育的发展必须从现实出发，确保职业教育发展增长的可持续性和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当年冷御秋在“大职业教育主义”思想指导下，为农村建设服务和开展“贫民教育”，无疑为现今的新农村建设提供了理论实践的借鉴意义和现实价值。
一是科学制定计划，不能株守文本。
文章认为“工作中的计划是必要的，而控制计划与贯彻计划也是同样重要的。但，由于我们对农村太少经验，太形生疏，一切产生于学理的计划，可能并不适合农村的现实。”“在把握建设原则的前提下，计划中技术意义的若干部分，应当在实践过程中作符合于实际状况的合理的修正，不仅应当，而且必须，否则就将此路不通，计划既归失败，而硬干则更是破坏而非建设”。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任务繁重，又涉及到各个方面，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因此，必须要首先制定出科学的发展规划，理清发展思路，明确指导思想和主要任务，使新农村建设一开始就沿着正确的方向和清楚的框架进行。要在充分调查研究和论证的基础上，抓紧制定本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规划，确定当前和近一段时期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原则、建设重点、实施步骤和相关的配套政策。各地也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科学合理的新农村建设规划，要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尊重农民意愿和支持农民参与的原则，通过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促进新农村建设的健康有序发展。新农村建设是一项内涵丰富、领域广阔、任务艰巨的系统工程，大量的工程项目需要一定的经济实力作支撑，靠旦夕之功，想一蹴而就，显然是不现实的。在推进的过程中，个别地方犯有一定的急躁情绪，不讲条件、不看对象，急功近利、急于求成，因而把惠及千家万户的德政工程、民心工程，搞成了名实不符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劳民伤财却收不到应有的效果。古语云“不积跬步，难以致千里”，不积小胜难以有大胜。广大农村基础条件各不相同，情况千差万别，新农村建设必须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稳步实施，循序渐进，根据不同的经济条件，制定不同的建设标准，选择不同的建设路径，一步接着一步干，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年接着一年干，才能确保新农村建设朝着既定的目标和绘就的蓝图健康地发展。在实施步骤上，要分清矛盾主次，区别轻重缓急，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案，从农民要求最紧迫、受益最直接而目前又有条件办到的实事做起，少数大的工程项目虽然急需，但一次建成有困难的，可以分期分批到位，切忌盲目举债建设；在推进方法上，要坚持典型引路、以点带面，为农民群众提供看得见、摸得着、学得上的示范，真正让农民在参与新农村建设中得到更多的实利和实惠。
在过去尚不太远的年代，我们曾经饱受“有计划、按比例，一大二公”的经济教条主义之苦。这一套教条理论并不特别高深，但因它与权力结合，从而获得了压服其他派别理论的强势地位。如今，计划经济在理论上早已被取代。虽然转轨尚未完成，但在实际经济生活中仍存在严重的计划经济遗留，其背后的主要支撑物已是难以割舍的既得利益，而不再是糊涂、僵化的思想理念。我们必须在把握大方向、大原则，刚性执行工作计划的同时，要不断完善计划的实施过程与质量，在实践过程中“作符合于实际情况的合理修正”，提高工作的效率。
二是立足本地实际，尊重农民意愿。
“老农的知识，常是传袭了数代以至数十代的经验，谬误与迷信者虽所不免，然而值得尊重的宝贵的经验却也未尝没有。因此我们万不可一切存着自以为是的骄矜心理，更不能有鄙薄经验的态度。”
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内在动因。农民是广大农村的主人，他们世代繁衍在农村，扎根在农村，对农村充满感情，最希望把农村建设好。农民与农村这种历史的、天然的血肉联系，使农民不言而喻地成为新农村建设的内在动因，离开了农民的主体作用，新农村建设就会成为无本之木。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创造主体，也是新农村建设的利益主体和评价主体。新农村的建设当中，许多地方的农民却成了随从，很少有人关心：农民心中的新农村建设是什么样的,农民觉得新农村应该怎么建。拥有绝对话语权的是所谓的专家学者和地方长官，建设新农村好像只是他们的事，农民只听指挥就能享受到建设的“成果”了。人们看到，许多学者并没有深入从村实际调研，仅仅凭借一些表面现象就对新农村建设指手画脚，他们通过大众媒体和各种学术会议不停地宣传自己的意见。在“专家崇拜”的推动下，这些意见被一些地方政府奉之若宝，而农民的声音却轻如鸿毛。
当前，在一些农村挂起了一股盲目建设之风，造新房、刷新墙、修新屋……搞得轰轰烈烈。吹起这股的风的重要原因就是长官意识。一些地方为了造出政绩，大搞花哨建设，甚至出现农民扛着锄头进电梯的现象，结果劳民又伤财。显然，这不是农民想要的新农村，甚至不是农民的新农村。问题的凸显足以提醒人们：建设新农村，必须要听听农民的意见，要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只有这样才能在建设过程中不脱离实际，才能真正造福农民。据说，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农民有三怕：一怕穷折腾，二怕硬强迫，三怕搞形式。他们担心的是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会不会从实际出发，尊不尊重他们的意愿，给不给他们想要的东西。正因为如此，《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才明确要求：“坚持从各地实际出发，尊重农民意愿，扎实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这既是1978年以来农村两次改革经验的总结，也是这次新农村建设必须坚持的三条原则。目前，在新农村建设中已经涌现出的浙江义乌、江西赣州、广西贺州等先进典型，他们尽管所处的区域不同，自然条件和生产、生活条件差异很大，但是，他们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进行新农村建设的做法，为东部沿海地区、沿边地区、中部不发达地区和西方贫困地区的新农村建设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正如冷御秋先生所说，“真实的环境，客观的要求，乃是产生科学理想的根据。”尊重农民意愿，是坚持以人为本的必然要求，也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新农村建设实践中的具体体现。尊重农民意愿，就是从农村的实际出发，把农民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体，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意见；尊重农民意愿，就是从农民的意愿出发，尊重农民，依靠农民，激发农民的创业激情和首创精神。建设新农村，最关键的不是往农村投入多少钱，而是要给农民以主体的地位并切实遵从之，“在理解了它（“农民的正确经验”）的正确性而接受下来”，让更多的农民参与到建设自己的美好家园中来。
三是加快富民增收，提升农民素质。
文章鲜明提出“要积极培养良好的社会风气：农民工作是改造农民生活的工作，也是改造人的工作。”“改造生活的第一大事是造产，也就是造富；改造人便是第二大事，来纯化生活的观念、思想与习惯。” “生活环境的改善，决不就是放弃了善良的传统。”
冷御秋先生认为“必须要使农民有事可做，不能影响了勤俭风气的衰退”“奖励好人，以群众教育的方式来制裁坏人，教化坏人；人的行为是蔚成社会风尚的大力量，所以要有好的风气与好的习惯，必须把坏人改造，把好人建立起来。”对此，他提出了“消纳剩余劳动力”的建议——“园艺、畜牧，都可以举办起来”。他就对接大上海副食品市场发展地方养猪业还提出了设想。
农民素质的高下事关新农村建设的成败。可以说，没有新农民，难有新农村。一些地方在制定新农村发展规划时，“一手硬、一手软”，“见物不见人”，一味强调农村硬件的建设，忽视农民素质的提高。理论和实践均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愈益重要，低智能会成为经济发展的一大累赘，高智商则会成为经济发展的一大要件。如果能将农村庞大的人力资源转化为素质较高的人力资本，培养出一大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那么不仅可以使本地延续工业化的低成本优势，而且也能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新农村建设，要一手抓以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为主要内容的物质生产，一手抓以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重点的农民教育培训，广泛进行“三创”精神和“两个率先”的主题教育活动，激发广大农民的创业热情和主体意识。对农民尤其是外出务工农民的培训，形式上可采取订单培训、对口培训等，内容上除劳动技能外还要有劳动观念、劳动纪律。培训的对象重点要放在中青年农民身上，加强对他们的职业教育、技术教育和法纪教育。正如冷御秋先生所说“一方面鼓励他们尊重纪律，服从纪律，另一方面严格的执行纪律，纠正错误。”
开展新农村建设既要整治农村环境，又要倡导文明新风。加强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改变农村脏乱差状况，改善农村生态环境、人居环境，是新农村建设的重点任务之一。各地为此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已收到了很好效果。但一些地方村容村貌看上去是美化、亮化了，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却没有相应跟上，农民精神文化生活还相当匮乏，封建迷信盛行、庭院垃圾满地的状况没有多少改变。新农村建设，既要重视“面子”问题，改善村庄外部形象；更要重视“里子”问题，注重提高农村社会的文明程度，积极倡导乡风文明，去除陈规陋习，改变农民不良生活方式。启动实施新农村建设的重点实事工程，不但要包括农村清洁工程，而且也要把农村健康向上的文化工程作为建设重点，全方位加强农村思想文化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设施建设。只有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坚持数年，常抓不懈，才能使农民既能享受到改革发展的物质成果，又能享受社会文明的精神成果，同时做到财富的殷实和精神的充实。
冷御秋先生在会上发表的有关乡村建设的“一得”——实际就是以人为本，方法创新、制度创新。他的有些内容和我们今天建设农村的采取方式可能不尽相同，但恰如先生所云：建设农村的根本要求的却是一样的，就是——进行着“建设人才”的教育。记得冷御秋先生曾在家乡收到乡人敬献的“仁人安宅”的匾额，表达了实验区人民对他的景仰和厚谊。此语出自《孟子》“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夫仁，天之尊爵，人之安宅也”。两句语意是“人如有仁爱之心，就如住在安全的宅第一样，可以过得心安理得” “仁是上天最尊贵的爵位，是人所以安家定国的根本”。以史为鉴，在丹徒掀起思想大解放，谋划新一轮大发展的行动大潮中，广大党员领导干部更应向冷御秋先生学习，始终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加快富民增收，广施善政善治，真真正正在百姓心中树起“民不能忘”的丰碑！
作者简介：裴伟，镇江市教育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镇江教育》编委，镇江市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会员，镇江市赛珍珠研究会副秘书长，镇江市赛珍珠纪念馆特聘研究馆员，镇江市丹徒区冷遹研究会副秘书长。
发布日期：2019年01月23日 | 浏览次数：
冷御秋先生是一位伟大的民主革命家，也是中国近代农村建设的实践家和思想家。
一
乡村教育运动是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兴起的一个社会运动，旨在从教育农民着手以改进乡村生活和推进乡村建设。它产生的原因较为复杂。一般说是由于有的教育工作者认为中国近代教育制度是抄袭外国的，不适合中国社会需要,更不适应中国农村社会的需要，农村教育特别落后，亟待改革。尤其是中国近代农村饱受天灾人祸，农村经济处于崩溃破产的边缘之后，有的教育工作者就提倡“到乡村去”“到民间去”，不但极力鼓吹，造成舆论，而且实地从事,见诸行动。此后,关于“复兴农村”、“建设农村”的呼声就成为旧中国一种社会思潮。
当时，全国各地倡导这种社会运动的人们，所站的立场、所持的观点并不相同，目标也各异，所办的乡村事业也各有特点。有的以教育为中心；有的以生产为中心；有的以政治组织为中心；有的以自卫组织为中心；有的着眼于改造乡村生活;有的把政治、经济与教育事业综合进行但追溯此项乡村事业的来由，一般均由教育开其端。嗣后因社会各阶级各阶层需要的不同，乃逐渐扩大范围。最后，把各种乡村事业（政治、经济、 教育等）加以综合，仍以教育为枢纽，因而乡村建设运动，也就成为广义的乡村教育运动。
以向全国推广职业教育为己任的中华职教社认为必须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探索出适合中国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模式，1920年10月，中华职教社成立农村教育研究会，组织人员赴各地调查农村教育的状况。1925年8月，中华职教社受山西省当局的委托，设计晋南北发展农村教育计划。黄炎培亲赴山西，经三个星期调查，是农村职业教育的划区施教，施教者不仅顾教育，还兼顾经济、卫生、治安等又称农村改进。1926年初，黄炎培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亦为农村在改进政治方面、社会方面的活动提供了理论依据。
1926年5月，中华职教社联合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华民族教育促进会，东南大学农科、教育科，决定试办农村改进，以期改进农村生活。10月在江苏昆山县徐公桥试办农村改进工作。1929年初黄炎培对改进工作明察暗访，广泛与群众交谈，得到一个重要结论，农村改进不应从发展教育着手，因为在农民眼中经济问题是第一位的。“学堂是有了饭吃的人才得进去。”10月江恒源提出“富教合一主义”。明确提出“教育是跟着致富方法走的，是以物质为基本的，不是谈空话，强迫人家不吃饭去做好人的”。要从帮助农民发展生产、改善经济着手，如通过推广新农具、引进良种、开发副业、组织合作社、发放农贷等。另一方面通过各种形式教农民读书识字。黄炎培指出农村搞教育最要紧的两句话：一是万万不可妨害他们农作时间；二是所授与的知识，须完全切合他们生活的应用。
从1925年提出“顾教育还兼顾经济”，1928年提出“宜以教育为中心”，到1929年转变为先经济后教育，发展教育不能影响经济，帮助农民致富是教育的主要内容等主张。这一指导思想的转变，使中华职教社农村改进工作进一步明确了方向，针对当时中国农民普遍存在的因经济不发展，导致生活穷困的问题，抓住以经济推进教育等的改进，起到纲举目张之功。
二
在“富教合一主义”的指导下，冷御秋先生家乡的镇江县黄墟农村改进试验区应运而生。1929年春，省农矿厅厅长何梦麟参观昆山县徐公桥改进区，认为改进农村为今之要政，有兴办改进试验区的打算。同年8月，约请黄炎培、冷御秋等往黄墟一带选择地区。黄墟镇距京沪铁路新丰站约10里，区位适中，民风勤朴，极为相宜。遂委托中华职教社设计举办改进试验区，并聘江恒源、杨卫玉、冷御秋等9人为黄墟农村改进试验区委员会委员，冷御秋任主席，聘姚惠泉为指导员。同年11月正式成立并开幕。次年2月聘宋紫云为主任干事。1931年，农矿厅改实业厅，继而实业厅撤销，试验区改隶建设厅。1933年，宋紫云辞职，改聘李丙涛为主任干事。黄墟农村改进试验区由省政府负担经费，建设厅（前为农矿厅、实业厅）监察，中华职教社负责设计指导，地方人士担任执行。
黄墟一带冈峦起伏，江河不通，故水利、交通乃当务之急。原有水塘尚有2千余亩缺水灌溉，需挖深水塘有55个，新开水塘69个，水渠筑坝17座。修筑干路1条约14里，支路9条，约25里。购田84亩建农场，供农民试验观摩用。区内荒山荒地颇多，宜植桑树、杨树。共植桑71659株，植树1514138株。区内山地、高地颇多，先由农场试验相宜作物，然后推广。指导农事改良，推广新式农具和优良种籽等一并进行。增设小学7所、民众夜校3所，家庭职业教育处10处，成年妇女职业补习班1所，民众教育馆1所，体育场2所，小公园1所。此外保安、卫生、村政都有所建树。
此外，镇江县丁卯乡村试验学校该校由许秋帆创办于1927年，原名镇江县私立丁卯小学。设有校董会主持校务。10余年后因校董散居他地，学校几成无人负责，遂决定将学校管理权委托中华职教社代为执行。1934年更名为镇江县私立丁卯乡村试验学校。除添设1所分校，增设民众教育外，并将学校作为农村改进的中心，办理各种农村改进事宜。
三益改良蚕种制造场由中华职教社、中华职校、镇江女子职业中学及个人合资，创办于1929年秋。资本8万元，股份有限公司性质，目的是提倡女子职业教育，改进农村妇女生活。有地320亩，屋基28亩。栽桑91000余株，蚕室等房110间。场址京沪线桥头镇板凳山。场内除工作人员外，有镇江女子职业中学及全国蚕丝改良会派学生在蚕期（春秋两期）到场实习。蚕种由中国合众蚕丝改良会代销。
三
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学术界对乡村建设（改进）运动都缺乏认真扎实的研究。实际上，研究乡建运动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也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它能为我们今天的农村改革，尤其是“三农”问题的解决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
反思由于乡建运动的社会改良性质，它未能达到复兴农村经济的目的，实现所谓“民族再造”或“民族自救”，但这并不意味着乡村建设运动就应否定，而无意义可言，实际上如有的论者所指出的那样：“在旧中国，只要是在实现现代化和社会进步这个目标下，许多政治改良、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主张，尽管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改造中国的问题，仍然在某些方面起过有益的作用。”
首先，乡村建设运动的兴办教育、改良农业、流通金融、提倡合作、改善公共卫生和移风易俗等内容，对于解决农民尤其是自耕农的生产生活困难、推动社会进步起过一定作用。据各实验区向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年会提交的报告介绍，此项工作开展得较好的实验区曾肆虐农村、造成成千上万人死亡的天花、霍乱已基本绝迹，其他传染病也没有出现过爆发情况。其次，实验区在兴办教育、改良农业、流通金融、提倡合作、改善公共卫生和移风易俗的过程中所创造出的一些经验和方法，对于今天相关农村工作有其借鉴的意义和价值。这些方法、措施、制度和经验对于今天农村工作无疑有借鉴价值。再次，当时有成百上千的知识分子，其中还有不少人是取得过硕、博士学位的归国留学生，或是大学校长、教授和著名专家、学者，像冷御秋、江恒源、宋紫云等前辈，均抛弃城市的优厚待遇和舒适的生活环境，“深入民间”，走与农民相结合的道路，来到各方面都很艰苦的农村，从事乡村建设的实验工作，把他们所学到的知识文化和科学技术传授给农民，帮助他们扫除文盲和脱贫致富。我们不能以乡村建设运动的改良性质而否定数以千计的知识分子的这种“深入民间”的历史意义。正如冷御秋先生在临别送给宋紫云先生的诗中云“华夏本农国，衰夷难具陈；囷仓无积谷，陇亩多荆榛。灾祲逼天祸，兵戈遽狂秦；虽欲服南畴，不得为良民。民生既已荒，国计徒苦贫；艰危启觊觎，方法有旧新。事穷变乃通，郁者求其伸；农村曰改进，治理贵真纯。”
在20世纪初中叶所有农村改进运动领袖中，冷御秋立足基层、深入实际、贵在真纯的务实态度相当突出。他办的许多事业，往往仅及一乡一镇, 同晏阳初在河北定县搞平教会，梁漱溟在山东邹平搞实验县相比较, 规模小得多。但他凡所试验，备受舆论称赞。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尽管不可能根本改变农村贫困落后的状况，但点滴改良至今仍“荫满黄墟树”，可谓泽惠桑梓，有口皆碑，这值得我们从历史文献中探寻冷御秋先生的思想理论主张。
笔者研读冷御秋先生有关乡村改进运动的一些论述后，发现了一篇重要文章。这是抗战胜利后先生总结家乡农村改进运动的得失教训后，1946年4月17日他在中建农场工作者座谈会上有一个重要发言，全文整理发表于《中建》（1946年第24期），后收入《为建设新农村而奋斗》（中国建设出版社，1947年10月出版）一书。
此文标题“农村工作一得”，是即兴演讲，不讲究修辞，不引人注目，非常朴实，字数很少，但实际简明表达了冷御秋先生对农村建设的三点主张，即“工作要计划化，计划要在实践过程中不断作符合于实际的合理修正”“要虚心了解地方实况，学习老农的技术经验”“要积极培养良好的社会风气”。他认为“农村工作是一项繁复的事业，如经济、教育、卫生，范围异常广泛，而致力于人与社会的改造，又说明了实质上是如何艰巨的工作，但是，耐心、尽力，注意到上面提出的三点。我相信就决不会徒劳的。”
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目标，其内涵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新农村建设“20个字”的内涵是对新农村的全景式描绘, 也是我国建设新农村的具体目标和要求。职业教育的发展必须从现实出发，确保职业教育发展增长的可持续性和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当年冷御秋在“大职业教育主义”思想指导下，为农村建设服务和开展“贫民教育”，无疑为现今的新农村建设提供了理论实践的借鉴意义和现实价值。
一是科学制定计划，不能株守文本。
文章认为“工作中的计划是必要的，而控制计划与贯彻计划也是同样重要的。但，由于我们对农村太少经验，太形生疏，一切产生于学理的计划，可能并不适合农村的现实。”“在把握建设原则的前提下，计划中技术意义的若干部分，应当在实践过程中作符合于实际状况的合理的修正，不仅应当，而且必须，否则就将此路不通，计划既归失败，而硬干则更是破坏而非建设”。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任务繁重，又涉及到各个方面，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因此，必须要首先制定出科学的发展规划，理清发展思路，明确指导思想和主要任务，使新农村建设一开始就沿着正确的方向和清楚的框架进行。要在充分调查研究和论证的基础上，抓紧制定本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规划，确定当前和近一段时期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原则、建设重点、实施步骤和相关的配套政策。各地也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科学合理的新农村建设规划，要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尊重农民意愿和支持农民参与的原则，通过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促进新农村建设的健康有序发展。新农村建设是一项内涵丰富、领域广阔、任务艰巨的系统工程，大量的工程项目需要一定的经济实力作支撑，靠旦夕之功，想一蹴而就，显然是不现实的。在推进的过程中，个别地方犯有一定的急躁情绪，不讲条件、不看对象，急功近利、急于求成，因而把惠及千家万户的德政工程、民心工程，搞成了名实不符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劳民伤财却收不到应有的效果。古语云“不积跬步，难以致千里”，不积小胜难以有大胜。广大农村基础条件各不相同，情况千差万别，新农村建设必须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稳步实施，循序渐进，根据不同的经济条件，制定不同的建设标准，选择不同的建设路径，一步接着一步干，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年接着一年干，才能确保新农村建设朝着既定的目标和绘就的蓝图健康地发展。在实施步骤上，要分清矛盾主次，区别轻重缓急，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案，从农民要求最紧迫、受益最直接而目前又有条件办到的实事做起，少数大的工程项目虽然急需，但一次建成有困难的，可以分期分批到位，切忌盲目举债建设；在推进方法上，要坚持典型引路、以点带面，为农民群众提供看得见、摸得着、学得上的示范，真正让农民在参与新农村建设中得到更多的实利和实惠。
在过去尚不太远的年代，我们曾经饱受“有计划、按比例，一大二公”的经济教条主义之苦。这一套教条理论并不特别高深，但因它与权力结合，从而获得了压服其他派别理论的强势地位。如今，计划经济在理论上早已被取代。虽然转轨尚未完成，但在实际经济生活中仍存在严重的计划经济遗留，其背后的主要支撑物已是难以割舍的既得利益，而不再是糊涂、僵化的思想理念。我们必须在把握大方向、大原则，刚性执行工作计划的同时，要不断完善计划的实施过程与质量，在实践过程中“作符合于实际情况的合理修正”，提高工作的效率。
二是立足本地实际，尊重农民意愿。
“老农的知识，常是传袭了数代以至数十代的经验，谬误与迷信者虽所不免，然而值得尊重的宝贵的经验却也未尝没有。因此我们万不可一切存着自以为是的骄矜心理，更不能有鄙薄经验的态度。”
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内在动因。农民是广大农村的主人，他们世代繁衍在农村，扎根在农村，对农村充满感情，最希望把农村建设好。农民与农村这种历史的、天然的血肉联系，使农民不言而喻地成为新农村建设的内在动因，离开了农民的主体作用，新农村建设就会成为无本之木。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创造主体，也是新农村建设的利益主体和评价主体。新农村的建设当中，许多地方的农民却成了随从，很少有人关心：农民心中的新农村建设是什么样的,农民觉得新农村应该怎么建。拥有绝对话语权的是所谓的专家学者和地方长官，建设新农村好像只是他们的事，农民只听指挥就能享受到建设的“成果”了。人们看到，许多学者并没有深入从村实际调研，仅仅凭借一些表面现象就对新农村建设指手画脚，他们通过大众媒体和各种学术会议不停地宣传自己的意见。在“专家崇拜”的推动下，这些意见被一些地方政府奉之若宝，而农民的声音却轻如鸿毛。
当前，在一些农村挂起了一股盲目建设之风，造新房、刷新墙、修新屋……搞得轰轰烈烈。吹起这股的风的重要原因就是长官意识。一些地方为了造出政绩，大搞花哨建设，甚至出现农民扛着锄头进电梯的现象，结果劳民又伤财。显然，这不是农民想要的新农村，甚至不是农民的新农村。问题的凸显足以提醒人们：建设新农村，必须要听听农民的意见，要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只有这样才能在建设过程中不脱离实际，才能真正造福农民。据说，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农民有三怕：一怕穷折腾，二怕硬强迫，三怕搞形式。他们担心的是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会不会从实际出发，尊不尊重他们的意愿，给不给他们想要的东西。正因为如此，《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才明确要求：“坚持从各地实际出发，尊重农民意愿，扎实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这既是1978年以来农村两次改革经验的总结，也是这次新农村建设必须坚持的三条原则。目前，在新农村建设中已经涌现出的浙江义乌、江西赣州、广西贺州等先进典型，他们尽管所处的区域不同，自然条件和生产、生活条件差异很大，但是，他们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进行新农村建设的做法，为东部沿海地区、沿边地区、中部不发达地区和西方贫困地区的新农村建设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正如冷御秋先生所说，“真实的环境，客观的要求，乃是产生科学理想的根据。”尊重农民意愿，是坚持以人为本的必然要求，也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新农村建设实践中的具体体现。尊重农民意愿，就是从农村的实际出发，把农民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体，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意见；尊重农民意愿，就是从农民的意愿出发，尊重农民，依靠农民，激发农民的创业激情和首创精神。建设新农村，最关键的不是往农村投入多少钱，而是要给农民以主体的地位并切实遵从之，“在理解了它（“农民的正确经验”）的正确性而接受下来”，让更多的农民参与到建设自己的美好家园中来。
三是加快富民增收，提升农民素质。
文章鲜明提出“要积极培养良好的社会风气：农民工作是改造农民生活的工作，也是改造人的工作。”“改造生活的第一大事是造产，也就是造富；改造人便是第二大事，来纯化生活的观念、思想与习惯。” “生活环境的改善，决不就是放弃了善良的传统。”
冷御秋先生认为“必须要使农民有事可做，不能影响了勤俭风气的衰退”“奖励好人，以群众教育的方式来制裁坏人，教化坏人；人的行为是蔚成社会风尚的大力量，所以要有好的风气与好的习惯，必须把坏人改造，把好人建立起来。”对此，他提出了“消纳剩余劳动力”的建议——“园艺、畜牧，都可以举办起来”。他就对接大上海副食品市场发展地方养猪业还提出了设想。
农民素质的高下事关新农村建设的成败。可以说，没有新农民，难有新农村。一些地方在制定新农村发展规划时，“一手硬、一手软”，“见物不见人”，一味强调农村硬件的建设，忽视农民素质的提高。理论和实践均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愈益重要，低智能会成为经济发展的一大累赘，高智商则会成为经济发展的一大要件。如果能将农村庞大的人力资源转化为素质较高的人力资本，培养出一大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那么不仅可以使本地延续工业化的低成本优势，而且也能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新农村建设，要一手抓以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为主要内容的物质生产，一手抓以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重点的农民教育培训，广泛进行“三创”精神和“两个率先”的主题教育活动，激发广大农民的创业热情和主体意识。对农民尤其是外出务工农民的培训，形式上可采取订单培训、对口培训等，内容上除劳动技能外还要有劳动观念、劳动纪律。培训的对象重点要放在中青年农民身上，加强对他们的职业教育、技术教育和法纪教育。正如冷御秋先生所说“一方面鼓励他们尊重纪律，服从纪律，另一方面严格的执行纪律，纠正错误。”
开展新农村建设既要整治农村环境，又要倡导文明新风。加强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改变农村脏乱差状况，改善农村生态环境、人居环境，是新农村建设的重点任务之一。各地为此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已收到了很好效果。但一些地方村容村貌看上去是美化、亮化了，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却没有相应跟上，农民精神文化生活还相当匮乏，封建迷信盛行、庭院垃圾满地的状况没有多少改变。新农村建设，既要重视“面子”问题，改善村庄外部形象；更要重视“里子”问题，注重提高农村社会的文明程度，积极倡导乡风文明，去除陈规陋习，改变农民不良生活方式。启动实施新农村建设的重点实事工程，不但要包括农村清洁工程，而且也要把农村健康向上的文化工程作为建设重点，全方位加强农村思想文化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设施建设。只有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坚持数年，常抓不懈，才能使农民既能享受到改革发展的物质成果，又能享受社会文明的精神成果，同时做到财富的殷实和精神的充实。
冷御秋先生在会上发表的有关乡村建设的“一得”——实际就是以人为本，方法创新、制度创新。他的有些内容和我们今天建设农村的采取方式可能不尽相同，但恰如先生所云：建设农村的根本要求的却是一样的，就是——进行着“建设人才”的教育。记得冷御秋先生曾在家乡收到乡人敬献的“仁人安宅”的匾额，表达了实验区人民对他的景仰和厚谊。此语出自《孟子》“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夫仁，天之尊爵，人之安宅也”。两句语意是“人如有仁爱之心，就如住在安全的宅第一样，可以过得心安理得” “仁是上天最尊贵的爵位，是人所以安家定国的根本”。以史为鉴，在丹徒掀起思想大解放，谋划新一轮大发展的行动大潮中，广大党员领导干部更应向冷御秋先生学习，始终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加快富民增收，广施善政善治，真真正正在百姓心中树起“民不能忘”的丰碑！
作者简介：裴伟，镇江市教育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镇江教育》编委，镇江市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会员，镇江市赛珍珠研究会副秘书长，镇江市赛珍珠纪念馆特聘研究馆员，镇江市丹徒区冷遹研究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