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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伟敏

一

1921年在中国近代史上注定是一个重要的年份。辛亥革命过去了十年时间，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已经轰然坍塌，民主共和、立宪政治、革命政党、国民运动等等政治浪潮一波一波在中国大地上翻腾回旋，使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习俗受到强烈震荡，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旧民主革命的不彻底性，导致民初党争不断，军人政客，官僚政治积弊丛生，且无法遏制袁世凯称帝、辫子军复辟，中国社会又陷入“乱轰轰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北洋军阀统治之下。当时的社会情态，电影《建党伟业》作过全景式扫描和探析，当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低调问世。

民初现实政治中诸多黑暗现象，让许多有识之士感觉自己对民主共和的理想被玷污了。他们一开始是不满，从不满到失望，又从失望到主动找寻希望。也正是在这一年，人到中年的冷遹先生在“二次革命”流产、“护法运动”失败后，决心淡出波诡云谲的军政舞台。因为他看到，辛亥革命建立的共和体制及其新政治与百姓生活相距甚远，与其说那只是一种让冷遹先生颇感失望的经验之谈，不如说是从反面促发了冷遹先生对新的路径选择的强烈意愿。于是，他从广州经上海辗转来到镇江，回乡从事职业教育和实业建设，从而开启了他瑰丽人生中致力建设、造福乡里又一段峥嵘岁月。

二

回到家乡后，冷遹先生积极创办新型蚕种场，发展蚕桑事业，改革猪种鸡种，提倡水塘养鱼，推行新式农具，开办职校夜校。在他的大力倡导和积极实践下，黄墟及镇江一带农牧、蚕桑、文教卫生事业蓬勃地发展起来。冷遹先生以其推进开展社会经济的高度自觉，实践着他“不为良相即为良医”的远大的社会抱负。

1928年春，冷遹先生代表地方人士与中华职业教育社和江苏省农矿厅合作，划区进行农村改进试验，开展了一场典型意义上的区域农村经济社会改革。是年，镇江黄墟农村改进试验区成立，冷遹任主席。试验区以黄墟集镇为中心，就近划入13个自然村，总面积54平方公里。试验区建立民意机构、健全组织体系、推行村民自治。根据时任改进试验区总干事宋紫云先生回忆，试验区建有村代表会组织，村代表会是民意机构，以民主协商方式产生，每村选出一到三人组成村代表会。凡涉及全区性的重要工作，均事前召开村代表会议，提出讨论，听取村代表意见，作出决定，然后执行。村代表大会每年举行五到六次，冷遹每次都出席并讲话。办事处与村代表保持着密切联系，互通情报，协同工作。试验区设有各种委员会组织，但均属非常设群众性临时机构，根据需要，随聚随散：为筑路，即设筑路委员会；为开塘，即设塘坝委员会；为调解村民纠纷，即设调整委员会等等，既能解决实际问题，又不致组织臃肿人浮于事。试验区组织了“青年服务团”，实施准军事化训练与管理，机动完成试验区中心工作，既能为村民自治提供快速便捷有效的服务，又能在实践中就地培养地方自治的接班人。

试验区在当时省农矿厅支持下，制订了五年规划。冷遹先生坚持规划先行，事必躬亲。针对丘陵山区特点，他亲自指导乡亲们垦荒植树、栽桑养蚕，改善经济条件，促进环境美化。根据宋紫云先生追述，冷遹先生创办的农村改进试验区在村政、建设、农事、教育、卫生、经济各个方面均有许多管理与经营的创新举措。试验区还自办了经济林场，破天荒搞起立体化农业试验，农林牧副渔齐头并进，菜果稻麦豆种植、鸡鸭蜂猪鱼养殖同时经营，取得了宝贵的经验，为广大农户起到很好的示范带动效应。农村信用合作社也办得有声有色。该合作社是农民自己组织起来经行政部门登记许可的经济组织，实际上是当地农村的一种金融机构。社员入社缴纳股金充作合作社基金，社员可向合作社存款，也可申请贷款，必要时合作社也可向农民银行贷款，以融通资金，发展生产。对社会贷款，主要采取实物贷放的方法，防止贷款挪作它用，以保证生产有收益、还款有来源、信用有保障。

冷遹先生主持的镇江黄墟农村改进试验区起始于1928年，夭折于日本侵略者侵华烽火中，前后存续有十年时间。农村改进试验区的实践一度使镇江黄墟一带经济增长区域受益，造福乡里，泽被桑梓，诸多善举在乡间有口皆碑，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

三

冷遹先生早年从事反清、讨袁、护法革命斗争，屡建功勋。他是一个忠诚的爱国主义者，参加革命的起点很高，不是出于任何个人目的，而是出于忧国忧民的激愤。革命意味着破坏，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阶级的暴力的行动，但革命只能是一种手段，建设才是革命唯一的目的，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如不存心建设，既不必破坏，更不必言革命”。冷遹追随中山先生投身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皇朝，就是为了救亡图存振兴中华，就是为了“天下为公”“世界大同”。辛亥革命使得皇帝退位，皇权解体，但紧接着的大盗窃国、帝制复辟并没有带给国民片刻的安宁，北洋军阀的统治又将中国拖入“春秋无义战”的动荡之中。冷遹少年时代就说过：“他日得志，定要让所有贫苦人有饭吃，有屋住。”显示出宽阔的心胸博大的情怀。如果连年的征战、无尽的纷争并不能给老百姓带来福祉，长期混迹其中岂不是远离初衷，还有什么实际意义呢。所以，冷遹先生决定跳出漩涡，解甲归田，回乡为老百姓做些实实在在的好事，也不负平生之愿了。这一点，与冷遹同时代的陈独秀、李大钊也有着类似的感受。陈独秀在《立宪政治与政党》中写道：“无论在君主国、民主国，都不能够将人民的信仰、集会、言论出版三大自主权完全保住，不过做了一班政客先生们争夺政权的武器。现在人人都要觉悟起来，立宪政治和政党，马上都要成为历史上过去的名词了，我们从此不要迷信他吧。什么是政治？大家吃饭要紧。”李大钊也说过，“今日的政治问题，就是面包问题。”冷遹先生不是思想理论家，他是完全置身于现实政治中的军政要员和社会活动家。离现实政治愈近，愈容易受到现实政治的影响，也愈容易对现实政治失望。陈独秀提出当时现实政治中的“三害”，即军人害、官僚害和政客害，李大钊也曾经提到社会的三种势力，与陈独秀的看法基本一致，这是当初知识人对民初共和政治最为失望的造因，我认为也是冷遹先生淡出军政舞台的直接动因。

四

    冷遹先生从事农村改进试验实践的时限不过十年，时间不算太长，区域不算太大，距离当今也已经过去快90年了。90年前，在当时历史背景与历史条件下，冷遹先生弃官解甲，躬耕田亩，实施农村改进试验，表现出来的识见和气概是难能可贵，十分令人钦佩的。我们中国是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始终关乎国计关乎民生。冷遹先生出生农村，对此有着较陈独秀、李大钊等知识人更为深切的感受。他在《书赠宋子紫云临别留念》一诗中写道：“华夏本农国，哀夷难具陈；囷仓无积谷，陇亩多荆榛。灾祲逼天祸，兵戈遽狂秦；虽欲服南畴，不得为良民。”把国情和民情分析得十分透彻。他又写道：“民生既已荒，国计徒苦贫；艰危启觊觎，方法有旧新。事穷变乃通，郁者求其伸；农村曰改进，治理贵真纯。” 冷遹先生面对国事多舛民生多艰，不是徒唤奈何，而是积极寻求革新图强的新路。他眼睛向下，关注民生，身体力行，践行“改进”，以其脚踏实地的为民造福，体现出他那颗一心为民金子般“真纯”之心。

值得一提的是，冷遹先生从事农本革新实践，不称“改革”而称“改进”，这是很值得我们玩味的。改革指改变和革除，是并列关系；改进指改变旧的状况，使有所进步和提高，是使动关系。前者是运作手段和过程，后者是手段目的的统一组合。有比较才能有鉴别，我觉得冷遹先生以“农村”“改进”“试验”冠名区域，词性准确，措词精当，张弛有力，缜密科学。个中折射出冷遹先生严谨笃实的行事风格，是很值得我们秉持和奉行的。

五

冷遹先生农村改进试验的社会实践已经过去了将近一个世纪，受当时社会局限不可能维持下去推广开来，但作为一种富有意义的历史陈迹业已封存于人们的记忆之中。在当今中国大地上，改革开放也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正在向纵深发展。这三十多年的变化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未曾有过的。从中国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的确是史无前例的奇迹，但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也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导致我国经济快速增长所体现的仍然是人类经济发展的共同规律，即走市场经济之路。我们所坚持的仍然是产权明晰、价格调节和开放这些市场经济的基本特点。黄墟农村改进试验实际上已经初步萌现了这样一些基本元素，其实就是这些基本规律的初始探寻。而且，冷遹先生从事这项福祉事业时所体现出来的道德风范、思想品格、行事作风并不因为年代久远而褪色，反而由于价值珍贵而闪光。“黄墟农村改进试验区”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我认为至少有三点，即冷遹先生的民生意识、民主意识和自新意识。我们应该深入研究，深刻领会，反复咀嚼，消化吸收，使其成为我们丹徒人富有价值的精神素养，并在这种思想道德的滋养中，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走得更好更快。

丹徒人民当下正行进在“转型提升、跨越提速”、“对标找差、创先争优”的大路上，多年的改革使我们迈出了经济社会转型的第一步，以后的路还很长，需解决的问题、要做的事情很多，我以为关键还在于实施两个转型，即市场化转型和增长方式转型。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中，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都有赖于市场分工和交易的深化和扩展。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成长和扩展，又需要某种良序的能保障交易当事人财产价利的法律制度。没有现代宪政民主政制，确保市场运行的法律制度就建立不起来，或者说就不可能良序运行。我国明清时期、清末民初时期的市场经济兴衰都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我国当下社会格局及其动态演变，正在把政制和政府体制改革渐渐提高“议事日程”上来。这是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任何人也无法回避和无法改变。如果我们认识不到这一些，为了某种近期绩效延缓了根本性的改革，将会使我们为之付出更大的制度变迁成本。我认为，这就是冷遹先生农村改进试验先期实践带给我们的启蒙价值和现代思考。

（作者：原丹徒区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