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遹与爱国民主统一战线
发布日期：2019年01月23日 | 浏览次数：
冷遹研究会 蔡永祥
冷遹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一生历经清末、北洋军阀、国民党统治和新中国的不同时代，他毕生以救国为己任，为了建立自由、独立、民主的新中国，而不懈奋斗了半个世纪。他从一个普通的士兵，逐渐成长为一名坚强的民主主义战士，进而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和杰出的党外人士。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建立新中国的历程中，冷遹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和爱国统一战线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积极参加宪政运动
纵观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主政治，都无例外地从宪政运动开始。而宪政运动的任务之一，便是通过一部能够体现民主精神和民主原则的宪法。只有有了这个国家根本大法，一切才能走上民主的轨道。
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两次宪政运动中，冷遹都是积极参加并努力推动。抗日战争时期的第一次宪政运动，出现在1939年9月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四次大会期间。目前，一般认为这次宪政运动是由七个提案发起的，七个提案中，除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两个提案外，其余五个提案都是后来民盟的构成者提出来的。其中有职教社江恒源领衔、冷遹参与提出的《为决定立国大计解除根本纠纷谨具五项意见建议政府请求采纳施行案》。
第二次宪政运动就是成立了第三大政党——中国民主同盟。
中国民主同盟的前身，是统一建国同志会，而它的成立，直接原因就是为了调解日趋表面化的国共矛盾。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防共、限共、反共、溶共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接着，军事磨擦在华北及西北各地相继出现。 当时，许多人都深刻认识到中国抗战的关键“在于内部团结”，因为“我们民族的团结”才是“世界争取正义和进步的斗争的伟大基石”，而“把我们的国家弄得四分五裂”就是“给敌人打开大门”。然而，一边是磨擦不断，一边是实现完全意义上的团结刻不容缓，这个问题已经越来越突出了，大家一致认为，只有将参政会的第三方面联合起来，方能对解决党派问题和维护抗战大局有所贡献，“统一建国同志会”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
1939年11月23日，国民参政会中除国共两党以外的差不多所有派系的参政员，及个别无党派参政员集会于重庆青年会餐厅，正式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出席成立会的人员很多，冷遹作为职教社的代表，和黄炎培、江问渔一起参加。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宗旨确定为：“集合各方热心国事之上层人士，共就事实，探讨国事政策，以求意见之统一，促成行动之团结”。这一宗旨，既是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努力方向，后来也成为民盟的阶段性争取目标。
1940年12月23日，国民政府公布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名单，这个名单的提出程序，不仅全由政府圈定，且国民党外的其他党籍与无党籍的人数，也显著减少。梁漱溟、黄炎培、冷遹看到这个名单，顿时“心中感愤不平”。
在民盟历史上，不应忘记1940年12月24日这一天，因为这一天后来被定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创建日。这一天，梁漱溟与黄炎培、左舜生、罗隆基见面，他们做出了一项在中国政治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决定：改组统一建国同志会为新的组织。随后，1940年12月25日和12月27日，冷遹两次都参加了与梁漱溟、黄炎培等人在张君劢家中商谈的改组之事，这次商谈，决定将新组织的名称定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统一建国同志会决定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之时，正是皖南事变爆发的前夕。国民政府向朱德、彭德怀、叶挺发出“皓电”，严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限期撤退黄河以北。中国共产党为了争取中间党派，曾频繁向统一建国同志会征求意见，交换看法，这就无形中突出了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地位，从而客观上起到推动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的作用。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2月，第二届第一次国民参政会大会在重庆召开，会上，统一建国同志会奔走于国共之间，力求避免因事变有可能所导致的国共分裂。民主政团同盟的筹备，也在这一奔走中加紧进行。
民主政团同盟第一次全体盟员大会即正式成立大会，于1941年3月19日下午4时在重庆上清寺鲜特生的寓所“特园”召开。主要参加者为青年党、国家社会党、第三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三党两派。本来应该有17人，但有的人因事未到，到会的为黄炎培、张澜、张君劢、蒋匀田、江恒源、冷遹、章伯钧等13人。
这次会上，通过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政纲》、《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简章》和《敬告政府与国人》。从此，社会上都承认民主政团同盟是由青年党、国社党、第三党、救国会、职教派、乡建派三党三派组成的一个政治集团。换句话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标志着国民党、共产党之外，中国的第三个政党诞生了。同时，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也预示着中国的政治格局将产生新的变化。此前，中国政治舞台还不曾有过在力量和影响上能超过民主政团同盟的中间性政党，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诞生，使中国的政治天平增加了一颗不能为人忽视的砝码。
1944年9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特园召开全国代表会议。这次会议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为“中国民主同盟”。民主同盟的易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是要扩大中间势力内部的统一战线。“中国民主同盟”这一名称，表明这一组织的成分不再限于党派，凡是有民主要求的分子都可以成为它的成员。这样一来，它的大门就向更多的人打开了，它所代表的利益也不再仅仅限于三党三派，而是更广大的民主分子，于是它的社会基础就得到扩大。
二、致力于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1944年4月23日，中共7大召开，毛泽东在大会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的第四部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中，指出：那末，我们的主张是什么呢？我们主张在彻底地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 我们主张建立一个联合一切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制度。我们的这种主张，是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完全一致的。
1944年秋，中共提出旨在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联合政府”建议，必然遭到国民党的强烈抵制。面对强大的社会舆论，蒋介石玩弄了一套把戏，宣称召集国民大会，提前还政于民，企图以此取代联合政府。但是，蒋介石所谓的国民大会，其国民大会代表的大多数，是由国民党选出的。于是，反对召集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要求首先实现宪政前提的斗争，便成为当时各民主势力争取真正民主政治的主要内容。
1944年9月，冷遹在国民参政会上，支持林伯渠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关于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他又和黄炎培等在《国讯》和《宪政月刊》上联名发表《民主与胜利献言》，向国民党要求民主，提出九项要求。冷遹还在宪政月刊社举行的座谈会上，发表彻底改变国民党政府全套机构的主张，指出：“要使民主政治能够持久，最重要的是人民要有议论和身体和自由。”
1945年1月15日，民盟发表由左舜生、章伯钧、黄炎培、冷遹、沈钧儒共同商定的《对蒋介石新年文告发表时局宣言》。《宣言》，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国民党虚伪的“还政于民”，第一次以文件形式公开将批判矛头对向国民党集团的最高领袖蒋介石。
《宣言》指出：“假定能召开一举国一致而又确能解决当前一切实际问题的国民大会”，民盟“在原则上自亦赞成”。但是，“目前事实上乃绝少办到的希望”，别的不说，即便是代表问题上，除旧选者外还要加上指派者以凑成1440个名额，这“更益以数百名国民党中委及候补中委为当然代表”。若“以此而欲制定一部全国共遵之宪法”，还居然号称“还政于民”和“成就全国的团结统一”，民盟认为这“必将适得其反”。《宣言》中，民盟重申的解决民主团结最重要的是结束一党专政、召集党派会议、产生战时举国一致的联合政府的主张。
2月，冷遹又在宪政月刊座谈会上，要求国民党对结束训政提出具体办法，并使国共谈判公开进行。
但是，蒋介石坚持拒绝成立联合政府，并不顾社会舆论悍然宣布将召集国民大会。1945年5月5日，蒋介石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正式提议于11月12日召集国民大会。14日，大会通过《关于国民大会召集日期案》。
如前所述，国民参政会是被作为战时民意机关而成立的，根据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有关规定，政府的重大决策，在实施前应提交国民参政会讨论通过。鉴于即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将要讨论召集国民大会问题，民盟中一些人发出了取消国民参政会的呼声。如青年党主办的《新中国日报》上，曾发表过一篇题为《中国所需要的民主－－论国民参政会》的文章。它指出：国民参政会自设立以来，“不但不能与民主国家的议会相提并论，而且对于国事是依然无权干预的，它仅仅是政府的一个咨询机关而已，说得不客气一点，则是政府的装饰品、点缀品”。文章还指出，国民参政会“虽然包含着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的人士，但实际上则是国民党党员占绝对多数，代表中国青年党、共产党、国社党的参政员因法定提案人的数还不够”，因此参政会只不过是“中国国民党党员的参政会”。
1945年7月7日，国民参政会第四届第一次大会召开，主要议题就是讨论召集国民大会问题。为了抵制国民党操纵这次大会，中共声明不参加此次会议。在民盟内部对于是否出席四届一次参政会有不同看法。冷遹认为，不管怎么说参政会仍是唯一的公开且合法的阵地，不应轻意丢掉。
7月14日，按照大会会序，将进行国民大会问题的讨论。黄炎培、冷遹、江恒源虽然参加了本届参政会，却没有出席这天的讨论。会前，他们特地发表一篇《关于不参加国民大会问题讨论的书面声明》，支持中共提出的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强调还政于民的“唯一先决条件”是“必须在全国和谐之空气中进行”，既然国民大会“责在制定宪法，树立中华民国百年大计”，那么“若各方主张，尤其是有组织者之意见尚未融通，而遽谈仓卒召集，仓卒制定，则其后果将不堪设想”。《声明》还希望讨论国民大会问题时，诸人均应持“善为国谋”、“审慎决择”的态度，“舍小我而策大公，抑感情而伸理智”。至于他们本人，则或正在养病，或已意见面呈蒋介石，故不参与讨论。黄炎培、冷遹、江恒源不参加讨论的做法，是出于斗争策略。并以这种温和的回避方式，表明了反对召开国民大会的立场。
由于作为国内最大政治力量之一的共产党拒绝参加这次参政会，而没有共产党同意的任何决议，都将形同废纸。深知这一点国民党，最终只能操纵国民参政会通过了一个弹性决议。不过，这个弹性决议毕竟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国民党的独断专行，而民盟的立场，黄炎培、冷遹等人的态度，也是促成这一弹性决议的前提之一。
三、访问延安，探讨民主统一大业
根据重庆特园大事年表（1940年—1945年）记载，从1940年开始，冷遹等民主人士就经常和中共的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秦邦宪等领导人接触。
周恩来等领导人也经常在特园为各界人士讲解时事和中共政策，
1943年2月16日、1943年9月12日、1945年2月14日，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与左舜生、章伯钧、黄炎培、冷遹等人都在特园相互宴请，纵谈时事问题和世界战局问题。
1945年5月下旬 中国民主同盟领导成员在特园传阅了毛泽东主席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阅后竭力主张国民参政会派代表去延安访问。国民参政会派国民参政员6人去延安，其中黄炎培、冷遹、左舜生、章伯钧等4人是盟员。6位参政员去前曾在特园交换意见。
6月27日下午，冷遹与黄炎培等7人就赴延安晋见蒋介石。蒋介石答：“余无成见，国家的事，只须于国有益，都可以商谈的，你们可去延安。”
7月1日，冷遹与褚辅成、黄炎培、章伯钧、左舜生、傅斯年等6人乘飞机到达延安机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前往机场迎接。7月2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褚辅成等六参政员抵延》一文，女作家陈学昭、丁玲、新四军军长陈毅先后看望冷遹。下午，冷遹一行到杨家岭拜访毛泽东。晚上，中央设宴招待他们，宴会后，冷遹一行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参加延安人民教育会召开的欢迎会。次日晚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林伯渠来到招待所回访冷遹一行，并赠送延安毛毯一条。4日，冷遹一行再访毛泽东，进行第三次商谈。
这次商谈，因黄炎培与毛泽东关于“历史周期律”的“窑洞对”而传为佳话。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时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冷遹等人听了，都很佩服，一起鼓起掌来。
7月5日，冷遹一行结束延安访问，飞返重庆。
8月28日，中共中央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赴重庆和国民党谈判。冷遹到九龙坡机场欢迎。毛泽东与冷遹握手时笑道：“我们又见面了，有人说我们不敢到重庆来，这不是来了么！”8月30日，毛泽东借张治中家约谈，冷遹应邀出席。9月5日，冷遹等赴延安的6人，借中央研究院请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吃饭。席间，毛泽东向他们敬酒道：“诸公团结为怀，甚为钦佩。我向大家敬酒一杯，表示谢意。” 冷遹等人均为毛泽东不凡的气魄和宽广的胸怀所折服。
四、坚信党的领导，拥护党的统一战线政策
1949年9月，冷遹被推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去北京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1950年，冷遹、胡厥文等人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提出《拟请政府集中国内并延聘国外各种科学家、工程学家，统一规定各种农工、交通、机械、设备、器材及一切物器的名称、标准，并尽量编译各种科学技术的新书，考察改正现有国内生产机构内差异，以利经济建设案》。
1950年3月，任华东军政委员兼华东水利部部长。1950年7月，淮河又发生多年未遇的特大洪水，防洪抢险极为紧张，为及时与上级和省里传递信息，水利部每天一次快报，当晚搞好，次日一早送冷遹批发，历时三个月。冷遹十分负责，每次都仔细检阅，亲自修改，他说：“这些材料重要，需及时反映。”后来，简报受到中央水利部的表扬。
1950年11月，中央决定开展治淮工作，毛泽东亲笔提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淮安成立工程部。冷遹冒大暑到苏北，跑长途、走工地，视察导淮工作。回程上海时，从扬州渡江，便顺道拜访老友陆小波，在和陆小波谈话时，他高兴地说：“苏北导淮工程场面看了真教人兴奋，苏北人从此摆脱水难灾难了，上百年来多少有志于修治黄河与淮河水患灾害的，都没能够得到彻底成功，只有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才能实现啊！”
冷遹在华东水利部部长任内，治理了沂沭河与淮河，疏浚了运河，防治了长江下游等主要骨干河道，将华东之水害基本上变为水利，并为农田灌溉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得到华东水利学院的专家教授共同肯定。
1954年11月5日，冷遹被任命为江苏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不久改为副省长）。后历任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江苏省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常务委员兼江苏省主任委员等职。
1957年的反右斗争，江苏省有位老者，被划为右派，冷遹在一次会上，为他说了几句公道话，有的报纸报道时，写道：“冷遹认为×××不是右派分子”。在开辩论会时，也有人把矛头指向冷遹，冷遹心里很难受，但还是作了忍让。
1959年8月，冷遹因病重住进鼓楼医院，经抢救后，苏醒了过来。一天，他情绪突然好了起来，就约见了少年时的朋友江月青。此时的江月青，对大跃进的一些做法看不惯，更耽心国家的命运和前途。面对这位患难相处几十年的老友，冷遹握着他的手，坚定地说：“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现在，在前进的道路上可能出现某些失误，甚至会犯错误，但是总会得到改正的，你不要气绥，要坚信党的领导，要跟党走……”
这次冷遹和江月青的见面，竟成诀别。1959年8月18日，冷遹走完了人生的终点。今年，是冷遹诞辰131周年，我们在缅怀他不平凡的一生、追思他对中国革命贡献的同时，最好的纪念就是学习他高度的爱国主义思想，学习他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情操，在当今社会，尤其具有特殊的意义。
附：
冷遹与近代苏北沿海的兴垦开发
冷遹（1882-1959年），字御秋，江苏镇江丹徒人。中国近现代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上世纪初期，他参与了近代苏北沿海以大丰为中心的兴垦植棉运动，为苏北的开垦事业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
然而，数十年间，他的开垦事迹在苏北、在大丰无人提及，几乎埋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值此先生诞生130周年之际，谨以此文纪念冷遹先生及曾为近代苏北沿海开垦事业作出贡献的先贤们。
冷遹先生幼失怙恃，家境贫寒，虽只仅读过几年私塾，但天资聪颖，加之勤奋刻苦，平时总是手不释卷，酷爱读书，特别是对社会底层劳苦大众所处的困苦生活，有着深切的感受，他曾多次对其兄嫂发誓道：“他日得志，定要让贫苦人有饭吃、有屋住，”更有让他少年人心胸难以平静的是，此时，晚清政府腐败无能，外国势力在中华大地上的军事侵略、经济掠夺愈演愈烈，这更激发了他的一腔热血，悄然萌发了救国救民的赤胆忠心。
此后，冷遹先生十多年追随赵声、孙中山、黄兴、岑春煊等人，辗转海内外，经历了推翻帝制、主张共和的艰难历程，磨砺了变革图强信念，在民族振兴路径和革命方式选择上，他摒弃了虚幻、激进的理想，对中国社会现实有了全面观察和理性的思考。
大丰——实业救国的起点
1918年6月，孙中山护法运动失败，冷遹先生自广州回上海。然而，国事阽危、军阀混战、经济凋谢，民众生活处于悲惨境地，这使他忧心如焚。寓沪期间，他一方面投身于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初创工作；另一方面时常与张謇、朱庆澜、朱孝怀等人往来，民生问题成为他们攀谈最多的话题。
其时，冷遹先生居住上海复兴中路（拉斐德路）285弄47号（瑞华坊），在与长謇等人的交往中，他深受启迪，对苏北盐垦发生了浓厚兴趣，逐步摆脱军政方面的事务，专心致力于实业建设。
时值以大丰为中心的苏北沿海废灶兴垦，乡村建设推进如火如荼。张謇、张詧、岑春煊、朱庆澜、周孝怀等人相继发起创办大丰、泰和等公司。兴垦点燃了冷遹先生心中更大的希望，仿佛一幅民生福祉和谐画面映入眼帘，他兴趣盎然地积极响应，开始运筹参加建设。
在同乡挚友、金融家陈光甫及农学家邵秉文等人的支持下，冷遹又联络沪上实业界知名人士包达三、叶山等人士参加兴垦。嗣后，受张謇兄弟、朱庆澜、周孝怀等人之邀，冷遹先生数次深入苏北沿海盐碱地带进行实地考察，面对这黄海之滨绵延数千平方公里的荒野之地，扑面吹拂着略带咸涩的海风，聆听着轻轻扑向滩涂的海浪声，他深感兴垦植棉对振兴民族工业、改善民生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中国是个传统农业大国，此时中国的现实首先是解决好农村、农业、农民问题，发展生产经济，开启民智教育，改变陈规陋习，积累民间财富，增强综合国力，这才是最大的民生事业，也是明智的选择，更是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的必经之路，这是他考察后一直思考的问题。想到此他不由得拂袖而起，对同行的诸人说：“不论有多难，此即为起点，让吾等同心协力，同甘共苦走下去！”
1918年12月，大丰公司在上海南京路正式成立，注册股本200万元，土地面积达120万亩以上，划分35个区。冷遹先生投入10股，计1万元，以“明怀堂”堂号注册登记，成为公司创办股东之一。同时，他构画了在自己家乡创办诸多实业、教育事业蓝图，适时推进。
1920年8月至1921年9月，他受大丰市境内泰和盐垦公司董事会之聘，赴任公司总经理，与公司同仁一道，竭尽全力做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试垦植棉前期工作。
执掌大丰公司首席董事
大丰公司是中国近代最大的农业股份公司，也是张謇兄弟寄予最大希望的盐垦公司。公司创办两年多来，成绩斐然，已开垦约15万亩，农田基本建设已初具规模，移民逾万人。然而，1921年至1925年，在国内外政治、经济大环境的影响下，加之自热灾害频乃，海匪屡屡侵扰肆虐，内部债息累重、支出浩繁等原因，公司经营整体推进缓慢。
1926年7月，浩瀚星空中一颗巨星陨落，中国实业巨子、大丰公司董事张謇在南通溘然长逝，南通大生集团失去了一位灵魂人物。1927年3月，北伐军攻克南通，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中国南方民众已被高涨的革命热情氛围所笼罩。大丰公司董事长张詧，被人举报为“土豪劣绅”受到通缉，旋即远遁至大连，在此前后，张詧也数次向董事会请辞：“鄙人年老，职事又繁，才力恐均不逮，须请储君另举贤者”。其时，大丰公司又加之佃潮涌动、时局风云变幻等影响，经营陷入重重困难，频临绝境边缘。在此步履维艰之际，公司董事会急需增补声望卓越之股东担任董事，以力挽狂澜。
同年6月，大丰公司紧急在上海召开8届股东常会，会议经股东代表投票选举产生公司领导层，冷遹先生与陈其采、江知源、吴寄尘、王一亭等13人被推为公司董事，冷以最高票当选，实际代理董事长之职，统揽公司全局，成为新一届公司领导核心之一。
在此阶段，董事会一方面重视加强公司经营管理，后又与通泰银团、兴丰银团三方组织大丰公司维持会，艰难推进垦植事业，另一方面重视垦区社会事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在集镇建设上，垦区第二个集镇——大中镇（即今大丰市的城关镇）就是在1927年后开始创建的。同时，公司还注重加强路、桥、涵、圩堤及通讯事业基本设施的逐步建设与完善，力促公司走向正常发展轨道。
冷遹先生担任大丰、泰和、华成三家盐垦公司董事长多年，虽已不能亲临公司一线指导垦务事业，但仍对诸公司之经营管理、教育和对外发挥了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
调停江淮特大水灾纠纷——大丰公司总代表
1931年7月，江淮发生特大水灾，大丰公司又一次面临着生存与发展考验。
这场特大洪灾可谓史无前例，持续数月之久，时江淮里下河地区是一片泽国(包括今大丰地区斗龙港以西)，哀鸿遍野，满目疮痍。泰县、兴化、东台等三县灾民，以西水未退归咎与大丰公司圩堤遏阻为由，向所属地政府、江苏省政府和江苏绥靖公署张之江督办请愿，敦促公司开坝破圩堤放水入海。9月4日，上海新闻报又披露登载了由高邮县水灾救济会一封向国民政府蒋主席、各院部长、省政府、各赈会及各地团体的通电；“……坝水不能畅汇，不仅规咎五港未浚，实大丰盐垦各圩，有以阻之……”，大丰公司被推上谬论的风口浪尖。
然而，淮南盐垦联合会、大丰公司、裕华公司(大丰公司出售之地而创办)及垦区民众也于8月中下旬，数次向江苏省政府主席叶楚伧、建设厅长孙鸿哲、农矿厅长何玉书和驻沪两公司董事、名流股东等致电陈述：“从垦区地形和水利历史‘开坝破圩堤实为同归于尽之举……”，双方民众围绕保坝和开坝剑拔弩张，并已发生多出群体性械斗事件。
与此同时，大丰公司董事会调派朱警辞赴总公司紧急协调水利纠纷，8月15日驻沪董事吴寄尘函请冷遹先生致电东台县县长黄次山，为朱警辞赴任新岗位说项，以水利与地方接洽协调。大丰、裕华两公司办事处数次致电冷遹：“……深恐激起佃潮，请向省政府接洽，为佃农请命”，9月4日、5日，两公司连续致电驻沪董事吴寄尘转达冷遹“……三县群众仍难见谅，望电省来军队维护，并催御公速面临”。
在此紧要关头，面对旷世灾难，冷遹先生接电后，尽力从中斡旋，力劝公司保持克制，并与江苏省主席叶楚伧和绥靖公署督办张之江联络商洽，9月20日，省政府委派时任省保安中将处长李明扬将军赴大丰垦区新丰镇负责调查调停里下河水灾事件，妥善研究处理方案，结果是大丰公司虽反映情况属实，但为平息上游各县民众情绪，公司同意最后一道防线三卯酉圩堤开坝放水，受灾佃农之财产损失，由上海等地赈灾慈善机构适当给予抚慰。至此，这场轰动民国政府最高当局的水灾纠纷事件得以平息。
冷遹先生在处理这重大事件上，所表现出来的豁达大度、胸怀全局的品格，以及遇事机敏、处置得当的风度，深受公司上下的赞佩，也充分体现了冷先生办事业的出众才华。
开创农业股份企业自办职教、义教的先河
冷遹先生是上海中华职教社创始人之一，他极力推崇“以实业辅助教育，以教育改良事业”的主张，高度重视教育和人才培养，与同仁一道，终始贯彻这一理念，这在大丰垦区也得到很好地体现。
1932年7月，时国内战争阴云密布，全国有意推广乡村教育事业的地区，基本已处于停滞状态，为迅速恢复培养乡村建设人才，推进乡村经济建设，改善乡村生活，冷遹先生与彭百川、邵秉文、冯策、何玉书、唐启宇等知名人士，在南京共同发起组织“中华乡村教育社”。大丰垦区在第一时间予以响应。
同年夏秋之间，冷遹、张敬礼等人利用自身的人脉资源优势，努力为公司兴办农村职业教育创造条件。经大丰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垦务经理朱警辞等人积极筹办，在公司总部裕丰区创办“南通农学院农科附属农垦训练班”。农垦训练班，办学颇具现代职业技术教育特色，中外著名学者如农学家冯泽芳、美国土壤学家梭颇、土壤学家侯光炯等曾先后到该校讲学，以实施研究、教学和推广一体化培训模式，培养了一大批植棉技术实用新型人才。1933年秋冬之间，时公司董事冷遹、江知源及监察丁子盈等人赴公司视察，对农垦训练班办学宗旨、成效，给予高度评价，由此大丰垦区职教声誉鹊起，此举真正开创了中国农业股份企业自办职业技术教育的先河。
1934年，时大丰公司垦务经理朱警辞、总经理卢子衡遵循董事会秉承的创业理念，继续将农村教育工作作为公司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1936年，徐静仁任大丰公司董事长，他也是上海中华职教社董事之一。当年，江苏省教育厅颁布了大丰垦区“义务教育试验区组织大纲草案”，由江苏省教育厅、东台县政府、大丰公司三方合作，已任大丰公司总经理朱警辞任试验区董事长、江苏省督学冯策任试验区副董事长。同时，三方又在大丰公司总部举办两期师资训练班，训练班师资由江苏省教育厅直接委派国立中央大学毕业生担任，以保证大丰垦区义教试验区的师资质量。
义务教育主要以一个农业股份企业力量兴办义教实验区，其教育理念之先进可见一斑，这在当时中国农村尚属首创。这也与冷遹先生的高瞻远瞩不无关系。
薪火相传的创业精神
兴垦植棉、艰苦创业绝非一朝一夕之事，以实业救国、实业兴国更非一代人一蹴而就、轻而易举的事，它需要几代人“挖山不止”薪火相传的奋斗精神。冷遹先生深知此中之理，因而对子女的教育，他总能着眼大局、着眼未来，不因时局、政党的更替，让他们植根在这片大地上，成长在这片大地上，期盼能开出娇艳的时代花朵。
冷遹长子冷福田（1915—2009），字心耕。早年耳濡目染，受冷遹思想熏陶，立志学农，精心耕耘。1934年冷福田考入浙江大学农学院，后致力于苏北盐垦土壤改良事业，成为新中国第一代盐碱土壤研究专家。
抗战结束前夕，为掌握盐碱土壤改良的世界最新研究成果和技术，冷福田在父亲冷遹先生的支持下，赴美国加里福尼亚州的西部盐土研究室进修一年，重点研究对苏北盐碱土壤的改良利用问题，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为解决大批游民的安置问题、建立新中国棉纺工业原棉基地，当年夏秋之际，华东局、上海市相关部门成立了苏北盐垦区勘察团，冷福田参与了苏北盐垦区勘察团前期勘察准备工作。1950年5月19日，他再赴大丰县垦北区，寓居在新丰镇和平街等处，历时两个多月，在父亲曾经为之倾注希望和热情的土地上，他不辞辛苦穿梭在大丰公司时丰、乐丰、隆丰、庆丰等八区约20万亩荒草丛中，参与勘察上海农场建场地域范围，主持拟定了上海农场盐碱地开发规划方案，同年12月，该方案得到陈毅市长的正式批准。嗣后，冷福田被调入江苏省农业科学院，主要负责苏北盐土改良研究工作。
1951年，冷福田又协助苏北行政公署，在大丰境内上海农场组建了苏北盐碱土研究室，培训技术骨干，建立实验基地。他提出四级土壤盐渍分类标准及各级土壤改良利用的措施，总结了该区土壤改良利用及盐土保苗为重点的综合植棉技术经验，就地普及推广应用，为上海农场初创和大丰及苏北沿海土壤改良作出杰出贡献。
缅怀冷遹先生在苏北大丰开垦的事迹，我们可以从中窥见，他始终将民族振兴与兴办实业、教育和社会事业有机结合起来，毕生谋求民生福祉、践行淡泊名利的精神，处处闪耀着人文的光芒。他拥有的卓越视野、开阔胸襟、高尚品格和非凡气魄，所滋养的民生情怀，已深深地融入冷氏家族的血液之中。
如今江苏新一轮沿海开发焕发勃勃生机，大丰已成为黄海之滨一颗璀璨耀眼的明珠。追溯历史，探寻足迹，大丰的今天同样也浸润着冷老先生等一大批近代开垦先驱的智慧和功绩。冷遹先生的事迹理应载入近代苏北沿海开发史册，让后世景仰。
发布日期：2019年01月23日 | 浏览次数：
冷遹研究会 蔡永祥
冷遹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一生历经清末、北洋军阀、国民党统治和新中国的不同时代，他毕生以救国为己任，为了建立自由、独立、民主的新中国，而不懈奋斗了半个世纪。他从一个普通的士兵，逐渐成长为一名坚强的民主主义战士，进而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和杰出的党外人士。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建立新中国的历程中，冷遹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和爱国统一战线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积极参加宪政运动
纵观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主政治，都无例外地从宪政运动开始。而宪政运动的任务之一，便是通过一部能够体现民主精神和民主原则的宪法。只有有了这个国家根本大法，一切才能走上民主的轨道。
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两次宪政运动中，冷遹都是积极参加并努力推动。抗日战争时期的第一次宪政运动，出现在1939年9月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四次大会期间。目前，一般认为这次宪政运动是由七个提案发起的，七个提案中，除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两个提案外，其余五个提案都是后来民盟的构成者提出来的。其中有职教社江恒源领衔、冷遹参与提出的《为决定立国大计解除根本纠纷谨具五项意见建议政府请求采纳施行案》。
第二次宪政运动就是成立了第三大政党——中国民主同盟。
中国民主同盟的前身，是统一建国同志会，而它的成立，直接原因就是为了调解日趋表面化的国共矛盾。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防共、限共、反共、溶共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接着，军事磨擦在华北及西北各地相继出现。 当时，许多人都深刻认识到中国抗战的关键“在于内部团结”，因为“我们民族的团结”才是“世界争取正义和进步的斗争的伟大基石”，而“把我们的国家弄得四分五裂”就是“给敌人打开大门”。然而，一边是磨擦不断，一边是实现完全意义上的团结刻不容缓，这个问题已经越来越突出了，大家一致认为，只有将参政会的第三方面联合起来，方能对解决党派问题和维护抗战大局有所贡献，“统一建国同志会”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
1939年11月23日，国民参政会中除国共两党以外的差不多所有派系的参政员，及个别无党派参政员集会于重庆青年会餐厅，正式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出席成立会的人员很多，冷遹作为职教社的代表，和黄炎培、江问渔一起参加。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宗旨确定为：“集合各方热心国事之上层人士，共就事实，探讨国事政策，以求意见之统一，促成行动之团结”。这一宗旨，既是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努力方向，后来也成为民盟的阶段性争取目标。
1940年12月23日，国民政府公布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名单，这个名单的提出程序，不仅全由政府圈定，且国民党外的其他党籍与无党籍的人数，也显著减少。梁漱溟、黄炎培、冷遹看到这个名单，顿时“心中感愤不平”。
在民盟历史上，不应忘记1940年12月24日这一天，因为这一天后来被定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创建日。这一天，梁漱溟与黄炎培、左舜生、罗隆基见面，他们做出了一项在中国政治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决定：改组统一建国同志会为新的组织。随后，1940年12月25日和12月27日，冷遹两次都参加了与梁漱溟、黄炎培等人在张君劢家中商谈的改组之事，这次商谈，决定将新组织的名称定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统一建国同志会决定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之时，正是皖南事变爆发的前夕。国民政府向朱德、彭德怀、叶挺发出“皓电”，严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限期撤退黄河以北。中国共产党为了争取中间党派，曾频繁向统一建国同志会征求意见，交换看法，这就无形中突出了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地位，从而客观上起到推动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的作用。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2月，第二届第一次国民参政会大会在重庆召开，会上，统一建国同志会奔走于国共之间，力求避免因事变有可能所导致的国共分裂。民主政团同盟的筹备，也在这一奔走中加紧进行。
民主政团同盟第一次全体盟员大会即正式成立大会，于1941年3月19日下午4时在重庆上清寺鲜特生的寓所“特园”召开。主要参加者为青年党、国家社会党、第三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三党两派。本来应该有17人，但有的人因事未到，到会的为黄炎培、张澜、张君劢、蒋匀田、江恒源、冷遹、章伯钧等13人。
这次会上，通过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政纲》、《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简章》和《敬告政府与国人》。从此，社会上都承认民主政团同盟是由青年党、国社党、第三党、救国会、职教派、乡建派三党三派组成的一个政治集团。换句话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标志着国民党、共产党之外，中国的第三个政党诞生了。同时，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也预示着中国的政治格局将产生新的变化。此前，中国政治舞台还不曾有过在力量和影响上能超过民主政团同盟的中间性政党，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诞生，使中国的政治天平增加了一颗不能为人忽视的砝码。
1944年9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特园召开全国代表会议。这次会议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为“中国民主同盟”。民主同盟的易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是要扩大中间势力内部的统一战线。“中国民主同盟”这一名称，表明这一组织的成分不再限于党派，凡是有民主要求的分子都可以成为它的成员。这样一来，它的大门就向更多的人打开了，它所代表的利益也不再仅仅限于三党三派，而是更广大的民主分子，于是它的社会基础就得到扩大。
二、致力于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1944年4月23日，中共7大召开，毛泽东在大会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的第四部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中，指出：那末，我们的主张是什么呢？我们主张在彻底地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 我们主张建立一个联合一切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制度。我们的这种主张，是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完全一致的。
1944年秋，中共提出旨在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联合政府”建议，必然遭到国民党的强烈抵制。面对强大的社会舆论，蒋介石玩弄了一套把戏，宣称召集国民大会，提前还政于民，企图以此取代联合政府。但是，蒋介石所谓的国民大会，其国民大会代表的大多数，是由国民党选出的。于是，反对召集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要求首先实现宪政前提的斗争，便成为当时各民主势力争取真正民主政治的主要内容。
1944年9月，冷遹在国民参政会上，支持林伯渠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关于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他又和黄炎培等在《国讯》和《宪政月刊》上联名发表《民主与胜利献言》，向国民党要求民主，提出九项要求。冷遹还在宪政月刊社举行的座谈会上，发表彻底改变国民党政府全套机构的主张，指出：“要使民主政治能够持久，最重要的是人民要有议论和身体和自由。”
1945年1月15日，民盟发表由左舜生、章伯钧、黄炎培、冷遹、沈钧儒共同商定的《对蒋介石新年文告发表时局宣言》。《宣言》，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国民党虚伪的“还政于民”，第一次以文件形式公开将批判矛头对向国民党集团的最高领袖蒋介石。
《宣言》指出：“假定能召开一举国一致而又确能解决当前一切实际问题的国民大会”，民盟“在原则上自亦赞成”。但是，“目前事实上乃绝少办到的希望”，别的不说，即便是代表问题上，除旧选者外还要加上指派者以凑成1440个名额，这“更益以数百名国民党中委及候补中委为当然代表”。若“以此而欲制定一部全国共遵之宪法”，还居然号称“还政于民”和“成就全国的团结统一”，民盟认为这“必将适得其反”。《宣言》中，民盟重申的解决民主团结最重要的是结束一党专政、召集党派会议、产生战时举国一致的联合政府的主张。
2月，冷遹又在宪政月刊座谈会上，要求国民党对结束训政提出具体办法，并使国共谈判公开进行。
但是，蒋介石坚持拒绝成立联合政府，并不顾社会舆论悍然宣布将召集国民大会。1945年5月5日，蒋介石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正式提议于11月12日召集国民大会。14日，大会通过《关于国民大会召集日期案》。
如前所述，国民参政会是被作为战时民意机关而成立的，根据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有关规定，政府的重大决策，在实施前应提交国民参政会讨论通过。鉴于即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将要讨论召集国民大会问题，民盟中一些人发出了取消国民参政会的呼声。如青年党主办的《新中国日报》上，曾发表过一篇题为《中国所需要的民主－－论国民参政会》的文章。它指出：国民参政会自设立以来，“不但不能与民主国家的议会相提并论，而且对于国事是依然无权干预的，它仅仅是政府的一个咨询机关而已，说得不客气一点，则是政府的装饰品、点缀品”。文章还指出，国民参政会“虽然包含着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的人士，但实际上则是国民党党员占绝对多数，代表中国青年党、共产党、国社党的参政员因法定提案人的数还不够”，因此参政会只不过是“中国国民党党员的参政会”。
1945年7月7日，国民参政会第四届第一次大会召开，主要议题就是讨论召集国民大会问题。为了抵制国民党操纵这次大会，中共声明不参加此次会议。在民盟内部对于是否出席四届一次参政会有不同看法。冷遹认为，不管怎么说参政会仍是唯一的公开且合法的阵地，不应轻意丢掉。
7月14日，按照大会会序，将进行国民大会问题的讨论。黄炎培、冷遹、江恒源虽然参加了本届参政会，却没有出席这天的讨论。会前，他们特地发表一篇《关于不参加国民大会问题讨论的书面声明》，支持中共提出的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强调还政于民的“唯一先决条件”是“必须在全国和谐之空气中进行”，既然国民大会“责在制定宪法，树立中华民国百年大计”，那么“若各方主张，尤其是有组织者之意见尚未融通，而遽谈仓卒召集，仓卒制定，则其后果将不堪设想”。《声明》还希望讨论国民大会问题时，诸人均应持“善为国谋”、“审慎决择”的态度，“舍小我而策大公，抑感情而伸理智”。至于他们本人，则或正在养病，或已意见面呈蒋介石，故不参与讨论。黄炎培、冷遹、江恒源不参加讨论的做法，是出于斗争策略。并以这种温和的回避方式，表明了反对召开国民大会的立场。
由于作为国内最大政治力量之一的共产党拒绝参加这次参政会，而没有共产党同意的任何决议，都将形同废纸。深知这一点国民党，最终只能操纵国民参政会通过了一个弹性决议。不过，这个弹性决议毕竟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国民党的独断专行，而民盟的立场，黄炎培、冷遹等人的态度，也是促成这一弹性决议的前提之一。
三、访问延安，探讨民主统一大业
根据重庆特园大事年表（1940年—1945年）记载，从1940年开始，冷遹等民主人士就经常和中共的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秦邦宪等领导人接触。
周恩来等领导人也经常在特园为各界人士讲解时事和中共政策，
1943年2月16日、1943年9月12日、1945年2月14日，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与左舜生、章伯钧、黄炎培、冷遹等人都在特园相互宴请，纵谈时事问题和世界战局问题。
1945年5月下旬 中国民主同盟领导成员在特园传阅了毛泽东主席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阅后竭力主张国民参政会派代表去延安访问。国民参政会派国民参政员6人去延安，其中黄炎培、冷遹、左舜生、章伯钧等4人是盟员。6位参政员去前曾在特园交换意见。
6月27日下午，冷遹与黄炎培等7人就赴延安晋见蒋介石。蒋介石答：“余无成见，国家的事，只须于国有益，都可以商谈的，你们可去延安。”
7月1日，冷遹与褚辅成、黄炎培、章伯钧、左舜生、傅斯年等6人乘飞机到达延安机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前往机场迎接。7月2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褚辅成等六参政员抵延》一文，女作家陈学昭、丁玲、新四军军长陈毅先后看望冷遹。下午，冷遹一行到杨家岭拜访毛泽东。晚上，中央设宴招待他们，宴会后，冷遹一行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参加延安人民教育会召开的欢迎会。次日晚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林伯渠来到招待所回访冷遹一行，并赠送延安毛毯一条。4日，冷遹一行再访毛泽东，进行第三次商谈。
这次商谈，因黄炎培与毛泽东关于“历史周期律”的“窑洞对”而传为佳话。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时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冷遹等人听了，都很佩服，一起鼓起掌来。
7月5日，冷遹一行结束延安访问，飞返重庆。
8月28日，中共中央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赴重庆和国民党谈判。冷遹到九龙坡机场欢迎。毛泽东与冷遹握手时笑道：“我们又见面了，有人说我们不敢到重庆来，这不是来了么！”8月30日，毛泽东借张治中家约谈，冷遹应邀出席。9月5日，冷遹等赴延安的6人，借中央研究院请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吃饭。席间，毛泽东向他们敬酒道：“诸公团结为怀，甚为钦佩。我向大家敬酒一杯，表示谢意。” 冷遹等人均为毛泽东不凡的气魄和宽广的胸怀所折服。
四、坚信党的领导，拥护党的统一战线政策
1949年9月，冷遹被推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去北京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1950年，冷遹、胡厥文等人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提出《拟请政府集中国内并延聘国外各种科学家、工程学家，统一规定各种农工、交通、机械、设备、器材及一切物器的名称、标准，并尽量编译各种科学技术的新书，考察改正现有国内生产机构内差异，以利经济建设案》。
1950年3月，任华东军政委员兼华东水利部部长。1950年7月，淮河又发生多年未遇的特大洪水，防洪抢险极为紧张，为及时与上级和省里传递信息，水利部每天一次快报，当晚搞好，次日一早送冷遹批发，历时三个月。冷遹十分负责，每次都仔细检阅，亲自修改，他说：“这些材料重要，需及时反映。”后来，简报受到中央水利部的表扬。
1950年11月，中央决定开展治淮工作，毛泽东亲笔提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淮安成立工程部。冷遹冒大暑到苏北，跑长途、走工地，视察导淮工作。回程上海时，从扬州渡江，便顺道拜访老友陆小波，在和陆小波谈话时，他高兴地说：“苏北导淮工程场面看了真教人兴奋，苏北人从此摆脱水难灾难了，上百年来多少有志于修治黄河与淮河水患灾害的，都没能够得到彻底成功，只有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才能实现啊！”
冷遹在华东水利部部长任内，治理了沂沭河与淮河，疏浚了运河，防治了长江下游等主要骨干河道，将华东之水害基本上变为水利，并为农田灌溉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得到华东水利学院的专家教授共同肯定。
1954年11月5日，冷遹被任命为江苏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不久改为副省长）。后历任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江苏省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常务委员兼江苏省主任委员等职。
1957年的反右斗争，江苏省有位老者，被划为右派，冷遹在一次会上，为他说了几句公道话，有的报纸报道时，写道：“冷遹认为×××不是右派分子”。在开辩论会时，也有人把矛头指向冷遹，冷遹心里很难受，但还是作了忍让。
1959年8月，冷遹因病重住进鼓楼医院，经抢救后，苏醒了过来。一天，他情绪突然好了起来，就约见了少年时的朋友江月青。此时的江月青，对大跃进的一些做法看不惯，更耽心国家的命运和前途。面对这位患难相处几十年的老友，冷遹握着他的手，坚定地说：“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现在，在前进的道路上可能出现某些失误，甚至会犯错误，但是总会得到改正的，你不要气绥，要坚信党的领导，要跟党走……”
这次冷遹和江月青的见面，竟成诀别。1959年8月18日，冷遹走完了人生的终点。今年，是冷遹诞辰131周年，我们在缅怀他不平凡的一生、追思他对中国革命贡献的同时，最好的纪念就是学习他高度的爱国主义思想，学习他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情操，在当今社会，尤其具有特殊的意义。
附：
冷遹与近代苏北沿海的兴垦开发
冷遹（1882-1959年），字御秋，江苏镇江丹徒人。中国近现代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上世纪初期，他参与了近代苏北沿海以大丰为中心的兴垦植棉运动，为苏北的开垦事业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
然而，数十年间，他的开垦事迹在苏北、在大丰无人提及，几乎埋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值此先生诞生130周年之际，谨以此文纪念冷遹先生及曾为近代苏北沿海开垦事业作出贡献的先贤们。
冷遹先生幼失怙恃，家境贫寒，虽只仅读过几年私塾，但天资聪颖，加之勤奋刻苦，平时总是手不释卷，酷爱读书，特别是对社会底层劳苦大众所处的困苦生活，有着深切的感受，他曾多次对其兄嫂发誓道：“他日得志，定要让贫苦人有饭吃、有屋住，”更有让他少年人心胸难以平静的是，此时，晚清政府腐败无能，外国势力在中华大地上的军事侵略、经济掠夺愈演愈烈，这更激发了他的一腔热血，悄然萌发了救国救民的赤胆忠心。
此后，冷遹先生十多年追随赵声、孙中山、黄兴、岑春煊等人，辗转海内外，经历了推翻帝制、主张共和的艰难历程，磨砺了变革图强信念，在民族振兴路径和革命方式选择上，他摒弃了虚幻、激进的理想，对中国社会现实有了全面观察和理性的思考。
大丰——实业救国的起点
1918年6月，孙中山护法运动失败，冷遹先生自广州回上海。然而，国事阽危、军阀混战、经济凋谢，民众生活处于悲惨境地，这使他忧心如焚。寓沪期间，他一方面投身于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初创工作；另一方面时常与张謇、朱庆澜、朱孝怀等人往来，民生问题成为他们攀谈最多的话题。
其时，冷遹先生居住上海复兴中路（拉斐德路）285弄47号（瑞华坊），在与长謇等人的交往中，他深受启迪，对苏北盐垦发生了浓厚兴趣，逐步摆脱军政方面的事务，专心致力于实业建设。
时值以大丰为中心的苏北沿海废灶兴垦，乡村建设推进如火如荼。张謇、张詧、岑春煊、朱庆澜、周孝怀等人相继发起创办大丰、泰和等公司。兴垦点燃了冷遹先生心中更大的希望，仿佛一幅民生福祉和谐画面映入眼帘，他兴趣盎然地积极响应，开始运筹参加建设。
在同乡挚友、金融家陈光甫及农学家邵秉文等人的支持下，冷遹又联络沪上实业界知名人士包达三、叶山等人士参加兴垦。嗣后，受张謇兄弟、朱庆澜、周孝怀等人之邀，冷遹先生数次深入苏北沿海盐碱地带进行实地考察，面对这黄海之滨绵延数千平方公里的荒野之地，扑面吹拂着略带咸涩的海风，聆听着轻轻扑向滩涂的海浪声，他深感兴垦植棉对振兴民族工业、改善民生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中国是个传统农业大国，此时中国的现实首先是解决好农村、农业、农民问题，发展生产经济，开启民智教育，改变陈规陋习，积累民间财富，增强综合国力，这才是最大的民生事业，也是明智的选择，更是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的必经之路，这是他考察后一直思考的问题。想到此他不由得拂袖而起，对同行的诸人说：“不论有多难，此即为起点，让吾等同心协力，同甘共苦走下去！”
1918年12月，大丰公司在上海南京路正式成立，注册股本200万元，土地面积达120万亩以上，划分35个区。冷遹先生投入10股，计1万元，以“明怀堂”堂号注册登记，成为公司创办股东之一。同时，他构画了在自己家乡创办诸多实业、教育事业蓝图，适时推进。
1920年8月至1921年9月，他受大丰市境内泰和盐垦公司董事会之聘，赴任公司总经理，与公司同仁一道，竭尽全力做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试垦植棉前期工作。
执掌大丰公司首席董事
大丰公司是中国近代最大的农业股份公司，也是张謇兄弟寄予最大希望的盐垦公司。公司创办两年多来，成绩斐然，已开垦约15万亩，农田基本建设已初具规模，移民逾万人。然而，1921年至1925年，在国内外政治、经济大环境的影响下，加之自热灾害频乃，海匪屡屡侵扰肆虐，内部债息累重、支出浩繁等原因，公司经营整体推进缓慢。
1926年7月，浩瀚星空中一颗巨星陨落，中国实业巨子、大丰公司董事张謇在南通溘然长逝，南通大生集团失去了一位灵魂人物。1927年3月，北伐军攻克南通，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中国南方民众已被高涨的革命热情氛围所笼罩。大丰公司董事长张詧，被人举报为“土豪劣绅”受到通缉，旋即远遁至大连，在此前后，张詧也数次向董事会请辞：“鄙人年老，职事又繁，才力恐均不逮，须请储君另举贤者”。其时，大丰公司又加之佃潮涌动、时局风云变幻等影响，经营陷入重重困难，频临绝境边缘。在此步履维艰之际，公司董事会急需增补声望卓越之股东担任董事，以力挽狂澜。
同年6月，大丰公司紧急在上海召开8届股东常会，会议经股东代表投票选举产生公司领导层，冷遹先生与陈其采、江知源、吴寄尘、王一亭等13人被推为公司董事，冷以最高票当选，实际代理董事长之职，统揽公司全局，成为新一届公司领导核心之一。
在此阶段，董事会一方面重视加强公司经营管理，后又与通泰银团、兴丰银团三方组织大丰公司维持会，艰难推进垦植事业，另一方面重视垦区社会事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在集镇建设上，垦区第二个集镇——大中镇（即今大丰市的城关镇）就是在1927年后开始创建的。同时，公司还注重加强路、桥、涵、圩堤及通讯事业基本设施的逐步建设与完善，力促公司走向正常发展轨道。
冷遹先生担任大丰、泰和、华成三家盐垦公司董事长多年，虽已不能亲临公司一线指导垦务事业，但仍对诸公司之经营管理、教育和对外发挥了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
调停江淮特大水灾纠纷——大丰公司总代表
1931年7月，江淮发生特大水灾，大丰公司又一次面临着生存与发展考验。
这场特大洪灾可谓史无前例，持续数月之久，时江淮里下河地区是一片泽国(包括今大丰地区斗龙港以西)，哀鸿遍野，满目疮痍。泰县、兴化、东台等三县灾民，以西水未退归咎与大丰公司圩堤遏阻为由，向所属地政府、江苏省政府和江苏绥靖公署张之江督办请愿，敦促公司开坝破圩堤放水入海。9月4日，上海新闻报又披露登载了由高邮县水灾救济会一封向国民政府蒋主席、各院部长、省政府、各赈会及各地团体的通电；“……坝水不能畅汇，不仅规咎五港未浚，实大丰盐垦各圩，有以阻之……”，大丰公司被推上谬论的风口浪尖。
然而，淮南盐垦联合会、大丰公司、裕华公司(大丰公司出售之地而创办)及垦区民众也于8月中下旬，数次向江苏省政府主席叶楚伧、建设厅长孙鸿哲、农矿厅长何玉书和驻沪两公司董事、名流股东等致电陈述：“从垦区地形和水利历史‘开坝破圩堤实为同归于尽之举……”，双方民众围绕保坝和开坝剑拔弩张，并已发生多出群体性械斗事件。
与此同时，大丰公司董事会调派朱警辞赴总公司紧急协调水利纠纷，8月15日驻沪董事吴寄尘函请冷遹先生致电东台县县长黄次山，为朱警辞赴任新岗位说项，以水利与地方接洽协调。大丰、裕华两公司办事处数次致电冷遹：“……深恐激起佃潮，请向省政府接洽，为佃农请命”，9月4日、5日，两公司连续致电驻沪董事吴寄尘转达冷遹“……三县群众仍难见谅，望电省来军队维护，并催御公速面临”。
在此紧要关头，面对旷世灾难，冷遹先生接电后，尽力从中斡旋，力劝公司保持克制，并与江苏省主席叶楚伧和绥靖公署督办张之江联络商洽，9月20日，省政府委派时任省保安中将处长李明扬将军赴大丰垦区新丰镇负责调查调停里下河水灾事件，妥善研究处理方案，结果是大丰公司虽反映情况属实，但为平息上游各县民众情绪，公司同意最后一道防线三卯酉圩堤开坝放水，受灾佃农之财产损失，由上海等地赈灾慈善机构适当给予抚慰。至此，这场轰动民国政府最高当局的水灾纠纷事件得以平息。
冷遹先生在处理这重大事件上，所表现出来的豁达大度、胸怀全局的品格，以及遇事机敏、处置得当的风度，深受公司上下的赞佩，也充分体现了冷先生办事业的出众才华。
开创农业股份企业自办职教、义教的先河
冷遹先生是上海中华职教社创始人之一，他极力推崇“以实业辅助教育，以教育改良事业”的主张，高度重视教育和人才培养，与同仁一道，终始贯彻这一理念，这在大丰垦区也得到很好地体现。
1932年7月，时国内战争阴云密布，全国有意推广乡村教育事业的地区，基本已处于停滞状态，为迅速恢复培养乡村建设人才，推进乡村经济建设，改善乡村生活，冷遹先生与彭百川、邵秉文、冯策、何玉书、唐启宇等知名人士，在南京共同发起组织“中华乡村教育社”。大丰垦区在第一时间予以响应。
同年夏秋之间，冷遹、张敬礼等人利用自身的人脉资源优势，努力为公司兴办农村职业教育创造条件。经大丰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垦务经理朱警辞等人积极筹办，在公司总部裕丰区创办“南通农学院农科附属农垦训练班”。农垦训练班，办学颇具现代职业技术教育特色，中外著名学者如农学家冯泽芳、美国土壤学家梭颇、土壤学家侯光炯等曾先后到该校讲学，以实施研究、教学和推广一体化培训模式，培养了一大批植棉技术实用新型人才。1933年秋冬之间，时公司董事冷遹、江知源及监察丁子盈等人赴公司视察，对农垦训练班办学宗旨、成效，给予高度评价，由此大丰垦区职教声誉鹊起，此举真正开创了中国农业股份企业自办职业技术教育的先河。
1934年，时大丰公司垦务经理朱警辞、总经理卢子衡遵循董事会秉承的创业理念，继续将农村教育工作作为公司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1936年，徐静仁任大丰公司董事长，他也是上海中华职教社董事之一。当年，江苏省教育厅颁布了大丰垦区“义务教育试验区组织大纲草案”，由江苏省教育厅、东台县政府、大丰公司三方合作，已任大丰公司总经理朱警辞任试验区董事长、江苏省督学冯策任试验区副董事长。同时，三方又在大丰公司总部举办两期师资训练班，训练班师资由江苏省教育厅直接委派国立中央大学毕业生担任，以保证大丰垦区义教试验区的师资质量。
义务教育主要以一个农业股份企业力量兴办义教实验区，其教育理念之先进可见一斑，这在当时中国农村尚属首创。这也与冷遹先生的高瞻远瞩不无关系。
薪火相传的创业精神
兴垦植棉、艰苦创业绝非一朝一夕之事，以实业救国、实业兴国更非一代人一蹴而就、轻而易举的事，它需要几代人“挖山不止”薪火相传的奋斗精神。冷遹先生深知此中之理，因而对子女的教育，他总能着眼大局、着眼未来，不因时局、政党的更替，让他们植根在这片大地上，成长在这片大地上，期盼能开出娇艳的时代花朵。
冷遹长子冷福田（1915—2009），字心耕。早年耳濡目染，受冷遹思想熏陶，立志学农，精心耕耘。1934年冷福田考入浙江大学农学院，后致力于苏北盐垦土壤改良事业，成为新中国第一代盐碱土壤研究专家。
抗战结束前夕，为掌握盐碱土壤改良的世界最新研究成果和技术，冷福田在父亲冷遹先生的支持下，赴美国加里福尼亚州的西部盐土研究室进修一年，重点研究对苏北盐碱土壤的改良利用问题，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为解决大批游民的安置问题、建立新中国棉纺工业原棉基地，当年夏秋之际，华东局、上海市相关部门成立了苏北盐垦区勘察团，冷福田参与了苏北盐垦区勘察团前期勘察准备工作。1950年5月19日，他再赴大丰县垦北区，寓居在新丰镇和平街等处，历时两个多月，在父亲曾经为之倾注希望和热情的土地上，他不辞辛苦穿梭在大丰公司时丰、乐丰、隆丰、庆丰等八区约20万亩荒草丛中，参与勘察上海农场建场地域范围，主持拟定了上海农场盐碱地开发规划方案，同年12月，该方案得到陈毅市长的正式批准。嗣后，冷福田被调入江苏省农业科学院，主要负责苏北盐土改良研究工作。
1951年，冷福田又协助苏北行政公署，在大丰境内上海农场组建了苏北盐碱土研究室，培训技术骨干，建立实验基地。他提出四级土壤盐渍分类标准及各级土壤改良利用的措施，总结了该区土壤改良利用及盐土保苗为重点的综合植棉技术经验，就地普及推广应用，为上海农场初创和大丰及苏北沿海土壤改良作出杰出贡献。
缅怀冷遹先生在苏北大丰开垦的事迹，我们可以从中窥见，他始终将民族振兴与兴办实业、教育和社会事业有机结合起来，毕生谋求民生福祉、践行淡泊名利的精神，处处闪耀着人文的光芒。他拥有的卓越视野、开阔胸襟、高尚品格和非凡气魄，所滋养的民生情怀，已深深地融入冷氏家族的血液之中。
如今江苏新一轮沿海开发焕发勃勃生机，大丰已成为黄海之滨一颗璀璨耀眼的明珠。追溯历史，探寻足迹，大丰的今天同样也浸润着冷老先生等一大批近代开垦先驱的智慧和功绩。冷遹先生的事迹理应载入近代苏北沿海开发史册，让后世景仰。